「窮忙族」是台灣新族群?

台灣失業率緩降,焦慮感急升  

財訊 298期
2006/12/28 紀淑芳

根據官方統計,台灣失業率呈緩步下降趨勢,但數據卻也指出,經常性薪資卻像牛皮幾乎賴著不動,受雇者的相對剝奪感愈來愈重。不過,大多數人的工作不安全感僅是主觀上的感受,只算喊窮不是真窮;歐美先進國家透過客觀指標,發現他們的社會裡存在龐大的working poor(在職貧窮者)族群,隨著台灣近年來全球化發展愈趨明顯,正逐漸步上這些國家的後塵,出現愈來愈多的「窮忙族」,成為新的社會現象及新的隱憂。  


既忙又窮的working poor 
文化大學勞動系助理教授李健鴻指出,歐盟對working poor的定義是,有在工作卻入不敷出,甚至淪落到貧窮線以下的受雇者,主要的標準為每周工時低於平均工時的2/3以下、收入低於全體平均60%以下者。換句話說,窮忙族並非失業者,有人可能兼了好幾份差事,甚至全職受雇者都可能淪為既忙又窮的工作窮人。歐盟還將這群人細分成不同等級,提供不同的協助方案。 

窮忙現象在世界各國的蔓延狀況快慢不一,源頭來自於企業一方面減少正職員工採用;一方面增加兼職、打工、簽約、派遣等非正式員工,以求降低成本並增加管理彈性。以德國汽車業為例,儘管該產業愈來愈賺,但總雇用員工卻是50年前的一半不到。 

事實上,根據美國都市社會學家M. Castells觀察過去20、30年先進國家的發展過程,提出勞動市場的「雙元化現象」,意指全球化及勞動市場彈性化發展,導致除了高技術、核心人員的大量需求外,非典型、邊陲性工作勞動者也愈來愈多,後者在勞動權益與社會安全保障上遠遠不如前者。雙元化結構的形成,也呼應窮忙族出現的結果,成為後工業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  


高學歷 = 高就業,已成絕響
窮忙現象在歐美國家率先「發病」多年,韓國在短短幾年內跟上,算是特例。這是因為亞洲金融風暴迫使韓國政府大步改革,對勞動市場法令大幅度鬆綁,讓企業擁有更自由彈性的用人空間,致使非典型工作大量產生,超過5成以上,其結果製造出大量窮忙族,社會貧窮現象加劇。反觀台灣,不知該說幸還是不幸,因為企業管理較西方先進國家「落伍」,勞動彈性化引進甚久但比例並不明顯,非典型雇用的比例相對很少,某種程度緩和拉長了窮忙現象的暴出。

但隨著這幾年台灣企業全球化腳步加劇,企業對人力彈性運用與調度的需求愈來愈大,人力資源運用也走向低成本、高生產力的全球運籌管理模式,窮忙現象隱隱發作,從台灣家庭的父母攜子自殺案例屢屢出現,不啻已顯露出該問題的冰山一角。不過,政府對此一課題並未正視,至今尚缺相關統計數據。  

另外,當政府緊盯失業率緩降而沾沾自喜時,李健鴻也警告,台灣長期失業問題已經相當嚴重,而且從藍領蔓延到白領也出了問題。從主計處公布的數據,大專及以上學歷失業者占長期失業者(失業1年以上)比例,從90年近18%到95年超過36%,首度超過高中職學歷長期失業者比例,這是過去從來沒有的現象。  

據調查,這群人的期望薪資約在3萬多元,與實際勞動市場大學生平均起薪2萬多元,有極大的落差。此一現象除了暴露台灣高等教育文憑氾濫問題外,這群人是否成為尼特族(NEET,不升學、不就業、不進修無所事事的族群),引發新的社會問題,值得關注。  

「逐工作而居」亦是全球化發展下的產物,根據104人力銀行95年上半年調查,台灣上班族中擁有大陸工作經驗的比例,已高達2成,但相較於2、3年前台灣人赴大陸工作的盛況,西進趨勢已有所緩和。特別的是,有愈來愈多高階及經理級人力將生涯規畫定位在大陸,此一趨勢除了凸顯大陸就業市場的吸引力,其實也反映了這些人對台灣就業市場的悲觀看法。 

薪水漲不上去,似乎也讓受雇者樂觀不起來。學者認為,在這種勞雇權力關係不平等、想找工作的人遠比工作機會多的狀況下,老闆壓低薪資照樣有人搶著做;另一學者指出,除非台灣產業有新的定位,且人力水準素質也同步配合提升,但這種狀況要發生很困難,新年薪事大概也樂觀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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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型消費,兩極花費

頂級貨、廉價貨最賺


財訊 298期
2006/12/28 黃琴雅


「高價商品不在乎價格,低價商品則是錙銖必較。」已經成了現代都會人的消費型態,這樣兩極化的消費趨勢,在2007年將會有加劇的可能,而且兩極化消費會不斷出現在服飾、皮件、化妝品、汽車、房地產、旅行、飲食等生活習慣上。  


根據尼爾森媒體研究機構06年10月中所公布的消費行為調查顯示,台灣已經邁入「兩極消費」的時代,這群消費人口高達5成,約有870萬人,年齡分布集中在20至39歲之間,受高等教育,且擁有中上收入的都會型中產階級。   



高價不在乎,低價能省則省 

30歲的小惠就是好的案例,她是個朝九晚七的上班族,看看她身上的裝扮,身穿在G2000買的套裝,約2千元,手上拿著要價3萬元的GUCCI包,脖子上戴著夜市買的一條2百元的假珍珠項鍊,每天早上騎著50CC的摩托車上班,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混搭族」,也是「M型消費」的一員。  

小惠過去是愛買一族,產品不分貴賤,只要喜歡就會買,但去年初爆發卡債風暴後,小惠的消費謹慎多了,平時不打折的時候絕對不進百貨公司買衣服 ,在路邊攤買1、2百元的商品不僅要貨比3家,還要猛殺價,殺5、60元就覺得賺到了,但到名牌店消費卻又不手軟,愈高價、限量的皮包,愈能吸引她掏卡來刷。


助長兩極消費的原因是,台灣平均國民所得近6年來維持在1萬5千美元上下,所得成長趨緩,低收入戶卻每年平均以6%的速度增加,06年第3季低收入戶達到86,702戶,創下歷史新高,所得分配的惡化使得中產階級消費意願不振。政大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李仁芳分析,兩極消費現象最常發生在景氣不好、產業停滯、物價指數高漲、失業率高、民生痛苦指數高居不下的環境,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會往兩端靠攏,中間消費力減弱,以前稱為「啞鈴消費」,現在流行的名詞則為「M型消費」。

現今台灣約有90萬台商到大陸,且台灣人口出生率屢創新低,不婚與晚婚的人口增加,以及外籍新娘與大陸配偶有30多萬人,台幹外移、人口減少、低收入的外籍人口增加,李仁芳認為,這些因素都是造成台灣整體消費力減弱的主因,加上大學畢業生的薪資所得沒有增加,一位大學畢業生平均薪資為2萬3,跟10年前一樣,加深了貧窮感,對於一般性的東西減少消費,使得零售市場萎縮。但相對的,中上階級的消費動能不減,有錢人在股市與全球賺錢,富者愈富,豪宅價格才能愈開愈高。  


「M型消費」不是台灣的專利,在歐美日等已開發國家中已行之有年,波士頓顧問集團(BCG)資深副總裁麥可.席維斯坦(Michael J. Silverstein)所著的《便宜是好事》一書,即提到美國在94年至04年間,高價位的汽車市場成長8%,低價汽車成長4%,中價位則萎縮12%;電視機高價市場成長33%,低價成長7%,中價位減少4○%,中價位萎縮的情況也發生在洗衣機、旅館、食品雜貨與女用服飾上。


美國的中產階級在收入有限的情況下,消費行為往「升級消費」和「好省消費」兩極化發展,他們甘願花更多的錢買優質商品、選擇豪華旅遊團,為的是要與時尚及上流社會結合;面對一般商品時,則以省錢為主,到大賣場找便宜貨,其餘的能不買就不買。 


事實上,「M型消費」在台灣的百貨市場感受最明顯,以寢具為例,業者調查,1、2萬元的高價寢具及低價位1、2千元的寢具商品熱賣,但中價位的6、7千元寢具業績不如預期,消費力的確趨往兩端。  




豐田兩極化策略成功 


過去走中價位名牌成名的美國品牌COACH,就看上了這種「M型消費」的趨勢,從今年起,要朝頂級精品路線開發,捉住10%最頂級消費者的胃口,且COACH預估未來幾年頂級精品的營業額會占總體營收的15%以上。


日本豐田(TOYOTA)汽車則是全球兩極消費趨勢的最大贏家。豐田擁有平民價格的TOYOTA品牌,5、60萬元就可以買到,也有高級豪華配備的Lexus(凌志),每台售價從百萬元起跳,但還是連續7年蟬聯台灣高級房車銷售的第一名,不僅台灣,美國、歐洲都對豐田車愛不釋手,06年,豐田躍登全球汽車業龍頭,顯示豐田遊走兩極市場的策略成功。


「消費市場兩極化至少會延續10年,各式各樣的高價和低價市場會不斷成長,中階市場則只會萎縮。」麥可在《便宜是好事》書中如此預測。台灣也感染了這個全球性的趨勢,「M型消費」行為將會左右07年以及往後數年的台灣消費市場,花錢,成了一件「非大即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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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型消費崛起,新奢華商品竄紅

經濟日報2006/12/04 黃啟菱、黃仁謙



台北遠東飯店花費4,000多萬元重修的馬可波羅餐廳日前重新開幕。重新裝潢後的餐廳,不但設備更豪華、座位數比以前少了4個,但整體的餐飲價格降了2成。



這一次整修,遠東飯店砸下重金投資了4,000多萬元,以香港酒店當紅的極簡美學,重新打造馬可波羅餐廳,以亮紅、鵝白及沉黑三色系為主軸,融入各種幾何圖案,所有餐具都是來自日本和德國的名牌;連服務生的制服都請名師重新設計。



頂級飯店餐飲降價

物超所值開拓新客層

鎖定年輕族群,新的馬可波羅餐廳也新規劃了情人雅座,讓情侶們可以一邊用餐、一邊遠眺台北101大樓的美景,在這裡用餐,有如置身香港頂級酒店。


為何調降價格?台北遠東飯店協理徐芳指出,決定調降2成售價,主要是為了接近年輕族群,吸引更多年輕族群到飯店來消費。面對社會環境的改變,每一家飯店都需要再開拓新客層,價格變便宜,並不見得是壞事,只要客人夠多,同樣能夠獲利。除了遠東飯店外,台北君悅飯店也有類似作法。日前,台北君悅邀請米其林一星主廚來台,還特別規劃了1,300元就可以在寶艾餐廳享受3道米其林主廚創意料理的方案。

位在林森北路的華泰王子飯店也改裝一樓的自助餐廳,變身為「楓丹西餐廳」,提供最頂級的牛排,起價6、7百元,就可以享受到美國頂級牛排。華泰王子飯店協理丁原偉指出,現在的消費市場,高消費族群的客人雖沒有消失,但並不容易接觸。反而是具有高消費能力的中產階級更值得關注,如何營造出物超所值的「新奢華感」,將成為行銷主流。


日本管理大師大前研一預言,M型社會將來臨。未來社會上只有2種階層:一種是上層階級,越來越有錢、奢華;另一種是中低階層。這群人占絕大多數,他們需要的是「新奢華產品」。餐飲業一向是消費市場風向球。五星級觀光飯店則悄悄的調降價格,向中產階級靠攏。這種M型社會新消費觀也反映在服裝上。


現在,女性消費者在選購衣服時,會想辦法把路邊攤穿成名牌貨。許多服裝雜誌和電視節目上的造型名家,也不斷教導如何用最便宜的價格穿出好品味。 在消費力寒冬中,女人的包包裡沒錢,是百貨與專櫃精品的最大挑戰。但女人沒錢還是想要美,卻為網拍市場與開架式美妝品帶來無限商機。


環顧所有通路,最「奢華且便宜」的通路,非路邊攤與網拍莫屬。而網拍可挑選眼光獨到、貨源特殊的賣家,滿足女人想要穿的跟別人不一樣的虛榮心,常常價格還比路邊攤便宜。只要願意花時間尋找,用小錢買到好衣服的可能性,遠大於其他通路。



路邊攤穿成名牌貨

網拍開架式商機驚人

因此,在各百貨使出渾身解數引起民眾的購物慾的同時,網拍市場卻不斷成長。據資策會統計,明年網拍和網路購物市場,可超過2,200億元。 Yahoo!奇摩電子商務部經理余倩梅說,據內部統計,今年Yahoo!奇摩拍賣總成交量,較去年同期成長15%。其中,又以女裝類別成長20%最為驚人,每個月成交件數有50萬件。



「網拍商品較便宜選擇又多,花小錢就能買時尚,是網拍市場快速發展最大的原因。」余倩梅說。美妝保養市場也開始出現消費力道的轉移。許多消費者捨棄高階品牌,轉往美妝店內的開架產品。據屈臣氏統計,今年上半年開架式保養品較去年同期成長兩成,開架式的化妝品成長幅度更超過5成。



看準這波浪潮,資生堂集團趁勢推出高階開架品牌,包括保養品牌「AQUA LABEL」與「in-tegrate」彩妝系列,鎖定的主力客群是比以往高一點的Office Lady ,訴求開架價格、專櫃品質,並首開台灣開架品牌分眾先例。



電視購物體察趨勢

中價位商品銷路變差

此外,保養品牌「heme」原本主要客層為年輕美眉,近來發表的新品「in SHEER」與「淨潤白」,也拉高目標族群年齡層至25歲。開架品牌過去都鎖定小女孩,現在也把Office Lady納入消費族群,強調低價高品質,搶挖專櫃客源。



消費型態M型化也出現在電視購物。富邦momo台的總經理林啟峰說,觀察最近的消費者行為,會發現高檔精品很多人買、物美價廉的產品也很暢銷,反而是中價位商品賣得越來越不好,有往上或向下流動的趨勢。林啟峰說,momo台觀察到這個趨勢後,未來將調降中價位商品的販售比重,以因應M型化的消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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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型社會來臨,脫貧靠理財

經濟日報
2006/12/04 白富美



台灣家庭所得平均成長去年僅有0.4%,儲蓄減少2.6%,物價上升2.3%,家庭實質所得是負成長。 惟美林集團亞太財富報告指出,台灣的富裕人士去年還增加6.7%,財富也都有穩定增長,這些數據與趨勢大師大前研一的「M型社會」相呼應。讓自己從M型的左邊(貧窮)、跨入右邊(富有),或避免墮入M型塌陷區,妥善理財是關鍵。



家庭儲蓄減少、所得下降
曾幾何時,台灣才被全球奉為經濟奇蹟,才數年光景,台灣步日本之後要邁入「M型社會」。不管相不相信,數字會說話,普羅投顧總經理黃賢楨引用主計處統計指出,台灣經濟近年持續成長,這些成長幾乎無法為台灣家庭增加財富,以2005年台灣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是89.5萬元,較上一年微幅增加0.4%,儲蓄卻只有19.3萬,比上一年減少2.6%,加計物價上漲,台灣家庭實質所得成長是負的。


家庭實質所得沒有增加,更可悲的是台灣利率愈來愈低,1年期牌告定存利率才2%,薪資成長越來越慢。主計處統計顯示,去年台灣人總所得只增加0.7%,以細項來看,一般受薪階級報酬增加1.2%;雇主也沒有特好,產業主所得縮減3.6%,財產所得收入是衰退4.5%;當「寓公」的租金收入也僅成長0.1%。



富人財產增加、投資加大
若對照美林與凱捷顧問公司年度「亞太區財富報告」,台灣2005年富裕人士增加6.7%,這些人財富總額為1,900億美元,雖然成長力道不若南韓、印度、新加坡、印尼或香港,增長仍算穩健。

普羅投顧新金融商品資深經理王碧瑩分析,美林世界財富報告或亞太報告都指出一種共同趨勢,富人得以更加富有,拉大貧富差距,關鍵就在富裕人士明顯提高股票與另類投資的比重,2005年富裕人士將資金放在現金和存款比重,只有13%,股票比重高達三成,另類投資達20%。預期2007年,現金/存款將只占11%,另類投資會拉高到22%,股票則達31%。


富人聚財術從主計處統計也可以窺見,主計處將台灣家庭財產所得分為5大類,再比照他們的收入來源,可以發現富有者投資的比重越高,也比較不依賴利息收入。 年底回顧,許多媒體理財調查也出爐。智富Smart雜誌調查指出,台灣過去5年來平均幸福指數(快樂指數減掉痛苦指數)幾乎貼近原點(0.05%),近3年台股表現落後國際,受訪的台北縣市民眾52%選擇不投資,獲利在一成以上者不到20%。



理財偏悲觀、定存為主
智富調查也指出,民眾理財行為超保守,48%以銀行存款為主,買股票和買基金者占受訪比重為27%和20%,理財態度上,50%愛訪者認為老實上班,才是致富之道。比照上海的樂觀積極,台北民眾理財觀偏悲觀保守,如坐大悶鍋。

普羅在第3季做了一項國人財富調查,針對1,679位受訪者調查有類似的發現,普羅財經行銷企畫部協理陳若雲指出,8成民眾過去5年習慣從事類固定收益型商品(儲蓄型保單、定存、債券和房地產)的投資,至於未來1年投資計畫,仍以定存為首選(高達33%)。


摩根富林明執行3年多的「台灣投資人信心調查」,11月最新調查結果,卻與前述兩項調查很不一樣。摩根富林明投信副總經理石恬華指出,11月台灣投資人信心指數回升,台灣人最看好全球經濟景氣,這項指標指數達130.6、係過去15次調查的歷史新高。



投資海外增加、累積財富
摩根富林明台灣投資人信用調查,係在10月4日到11月4日對1,068位台灣地區20歲以上投資人(不包括定存和保單者)所做的電訪,調查結果指出,投資行為上,台灣人布局海外比重穩定增加,逾33.5%受訪者近一年曾賣買海外基金,遠高於國內20%;近半年海外投資獲利者達65.8%,投資台股賺錢者也有39.5%。


人絕對不要跟錢過不去,與其呆坐大悶鍋、跌落M型的塌陷區,AIG友邦投顧董事長魏寶生說:「工作賺錢之外,理財才是財富累積的最大關鍵。」魏寶生在2004年房地產低檔時,投資小套房,如今房價飆漲,獲利可觀,另外他也每月都定期定額投資基金,靠著穩扎穩打,替自己累積退休金,他的理財心法是:在合理的報酬,長期穩定投資,才是邁向財富的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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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M型社會趨勢下的自保之計

Smart智富月刊第100期2006-12-01童再興


一位香港友人在一場晚宴上問起:「今年台灣景氣不錯吧?」同桌的台灣科技廠老闆意氣風發的回答:「Yes!」另一位內銷業的老總卻愁眉不展的回聲:「No!」

台灣2005年人均GDP躍上15,271美元,站上歷史高峰;今年經濟成長率有4.4%,每人GDP也還會更多。但是台灣一般民眾卻感受不到「國富」的滋味,只知道多年薪資不漲,存款利率低到不行,「痛苦指數」(物價+失業率)居高不下。這些矛盾現象就是台灣感染多年的「內冷外熱」症候群。

主計處公布的第3季經濟成長率優於預期,達5.02%,對全年經濟成長率預測也上修至4.39%,可見今年景氣比預期中好。不過,第3季民間消費卻受雙卡風暴及汽車銷售衰退3成的衝擊,只成長0.4%,創下2003年SARS疫情以來的低谷。幸而出口旺盛,獨力撐起經濟成長。而今年的經濟成長,外貿貢獻度達75%,內需僅占25%,充分表現「內需低迷,外貿強勁」的極端差異。

經濟「內冷外熱」會產生什麼問題?其一是占GDP 6成之多的民間消費,對經濟的影響最大。80年代台灣民間消費平均年增率皆在6%以上,近6年卻落至2%以下,台灣失去了長久以來支撐經濟的內需消費強大動能,若不加以解決,經濟會漸漸走上成長的困局;若不加以突破,蘇揆的「未來10年每人GDP要上3萬美元」支票要兌現,比登天還難。

其二是導致社會「內窮外富」及「多窮少富」,亦即從事內需產業的多數人「冷而窮」,搞外銷產業的少數人「熱而富」。但即使外銷產業沾到「外熱」的邊,但普遍是「台灣接單,海外生產」,今年外銷訂單可成長15%,金額近3,00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而海外生產比重也已超過40%。換言之,外熱而富卻有4成是「熱在外」,使「外熱」的受惠者減少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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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白領貧窮,力爭上流勝組


30雜誌2006/11/1楊紹華


不是危言聳聽,但從財務的角度來看,30世代的處境還真有點像「溫水中的青蛙」,一份表面光鮮的白領工作,一份看似不差的薪資待遇,三不五時上餐廳犒賞自己當然不是問題,甚至有時狠下心來,3、5萬元的名牌貨也買得起。只是,當我們偶爾靜下心來想想未來的時候,龐大的購屋貸款、子女教養基金、退休生活老本,卻又不得不令人覺得窮酸不已。

當然,人生各有選擇,也許你不買房子、不結婚、不生小孩,但你能不退休或不被迫退休嗎?想想,沒有房子、沒有孩子的一個人退休生活,財務壓力應該也不會比別人輕鬆吧?

我們是不能不急的,縱使工作不會突然人間蒸發(這年頭誰敢保證?),但薪資的緩慢不動、存款孳息少得可憐,甚至已經連物價的攀升都追趕不上了。社會財富分配上,30世代白領工作者的「下流化」,並不只是國外新潮的流行口號而已,在台灣,證據也已一一浮現。


「下流」世代真無奈?

針對台灣30至40歲受薪階級的財務現況與理財信心,《30雜誌》最新的調查發現,若將受訪者分為年入逾百萬的「上流組」,以及年收入60萬元以下的「下流組」比較,無論是在收入增加速度、理財行為和心態等層面,兩組之間都有漸行漸遠的趨勢。


財富、心態都上下分流

調查顯示,「上流組」當中有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近1年的收入狀況優於前一年,且薪資均有獲得調升;相反的,「下流組」當中收入優於前一年的人則僅有26%,並且有66%的受訪者,近一年未獲得任何的薪資調升。

更糟糕的是,從理財行為來看,「下流組」受訪者的行為表現明顯消極。據調查,收入百萬者當中,超過6成的受訪者有進行投資理財,其中近1年以來有獲利者多達50%;然而,「下流組」的受訪者則有近六成沒有進行任何投資理財,而藉由投資獲利的人,比例也不到1/4。

另一方面,面對未來的財務壓力,7成5的「下流組」受訪者沒有執行任何改善計畫;相對的,超過半數的「上流組」,則正在透過積極的理財計畫改善財務壓力。此外,有接近8成的「上流組」有信心能在退休之前存滿千萬元;相反的,接近九成的「下流組」,認為退休前存夠千萬元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消極的行為來自消極的心態,當調查問及:「你未來1年的財務狀況會變好?或者變差?」,過半數的「下流組」勾選後者,「上流組」則有55%認為明年會更好。

調查的背後,隱隱浮現一個白領階級的財務黑色陷阱:貧富失衡的現實令人無奈、無奈令人消極、消極令人無為。57%的白領上班族目前沒有任何投資理財行為、75%則沒有針對未來財務壓力採取任何理財計畫。無為,讓白領上班族宿命地遵循日本趨勢觀察家大前研一「M型社會」的預示,持續向下沉淪。


上一代的經驗不管用了

「消極?話不能這麼說,我不想賠錢,所以只能把錢放在銀行裡,不要跟我說銀行利息很低這種話,我聽過太多投資賠錢的例子了。」過去7年在上市公司高林實業擔任汽車貸款業務員的小陳,不平地說:「尤其,我現在的情況更是賠不起!」今年8月,公司決定裁撤小陳所屬的部門,忽然,一份辛苦但穩定的工作就不見了。

「當時選擇在這家老字號的上市公司上班,就是以為比較穩,加薪速度慢一點沒關係,慢慢存錢,一樣可以顧好自己的家庭,就像我的爸爸一樣。」幾十年前,小陳的父親在台北南港繼承了一小塊畸零地,搭起鐵皮屋,擺放著簡單的加工設備,就這麼做起家庭工廠的小生意,敲敲打打,一家6口辛苦卻也衣食無虞地生活著。

「以為可以像爸爸一樣,穩定工作,慢慢改善生活,但現在,我沒收入,要支付房貸,銀行存款只能再撐幾個月,對於兒子未來的教育金,想都不敢想。退休金?先找到工作再說吧!」

購屋成家、教養子女、退休養老,人生3大基本需求,小陳的爸爸一步一腳印地慢慢達成。但對小陳來說,雖然踏入職場以來也是這麼一步一腳印地走著,距離卻是愈來愈遠。小陳不是特例,《30雜誌》的調查顯示,子女教養、購屋、退休等人生基本需求,正是最令30世代感到壓力的財務關卡。

「老爸總是說,只要認真工作,乖乖地把錢存在銀行,成家立業其實不難。我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總之,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小陳困惑地說。

哪裡出了問題?「問題就在這裡!」新光投信策略投資處協理賴冠吉攤開台股長線圖,指著這條陡峭走高之後漸趨平緩的指數曲線:「你看,以前台股是這種漲法,投資人每天7%、7%地賺,會這樣漲,是因為台灣自70年代以來所累積的經濟成長力道瞬間爆發,當時,台灣每年的經濟成長率是兩位數。」


跟美好時代說拜拜!

高度成長的經濟,忠實精準地分配予每個努力打拚中的台灣人,相對於今日白領階級貧窮化,那個年代中產階級正在興起,30世代對於未來充滿希望,相信只要肯拚就能贏。


80年代,定存、股票隨便賺


小陳的爸爸,以及多數30世代的父母輩們,就在此時開始拚搏財富人生。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資料,自1981年初至1991年初,工商服務業經常薪資平均水準從每月8946元直奔2萬1399元,成長率高達139%以上,而同期國內消費物價指數漲幅不過只有22%。於是,80年代的朝九晚五上班族,單單僅靠薪資成長,就能為自己的物質生活有效加分。

「認真工作,然後把錢放在銀行裡……」小陳的爸爸沒有亂說,在他的年代,銀行存款利率總能遠遠高過物價漲幅,依據中央銀行資料,1982年至1991年間,一般銀行平均存款利率約為6.23%,其中最高時甚至可達9.57%。換言之,即便是用最「傻瓜」的理財方式,把錢放在銀行裡賺取存款利息,財富增加的速度也能明顯高於物價漲幅。

如果心態更是積極,不以賺取利息為滿足,那麼,股票市場也提供了絕佳的財富翻倍機會。1986年,加權指數首度突破一千點,台灣過去所累積的經濟成長終於化成最實質的股市推升力道,指數一路狂奔至萬點以上,投資人在還不懂得什麼叫做「資本利得」的時候,就已賺進數以倍計的資本利得。

薪水、存款、投資,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愈來愈有錢」似乎都是理所當然的事。幾乎不必多想什麼理財策略,當年的30世代,財富水準可以自然而然乘勢而上。


30世代,薪資、利率跌停板

相對的,當今30世代若也跟著總體經濟的趨勢「自然而然」,那麼,結果卻是財富「順勢而下」。從1996年開始看起,10年之間,工商服務業平均薪資的成長率僅有23%,遠遜當年。尤有甚者,2001年至今,薪資漲幅為5.5%,物價漲幅則為4%,薪水成長幾已無法改善生活。而若理財態度消極,只把薪水存入銀行尋求固定收益,那麼,存款孳息的速度更是令人難堪,1996年至今,銀行存款平均利率只有3.58%,最低時更是僅有1.14%。

至於股票市場,「基本上,從2001年至2004年,可稱得上是台股的『微利時代』。」賴冠吉表示,此階段台灣經濟進入成熟期,經濟成長已無法支撐股市續創新高,而隨著股市效率化、產業變動速度加快等趨勢,選股操作的難度也已大幅提升。「說到2004年以後的台股,我覺得,可以稱作『無利時代』了。」

簡直,30世代白領工作者的處境像是「溫水煮青蛙」── 安逸的工作,薪水不漲;消極地理財,存款孳息少得可憐。表面看來一切穩定,然而隨著物價緩緩加溫,漸漸的,白領階級可能連人生基本需求都無法達成,遑論提升生活水準。就算期待投資股市尋求翻身,無奈股市操作難度大幅提高,獲利不易。

縱使大環境是艱困的,但生命終將努力找到自己的出路、跳出困境,而這個著力點,往往就是透過「理財」。像台新銀行副總經理仲向榮,從月薪2萬元開始拚起,利用各種強迫儲蓄的工具進行理財,40出頭的年齡已經累積令人欣羨的財富;而在外商公司工作的魏懷雋,則是擅於投資新興市場股票,雖然不到40歲,投資布局的規模卻已動輒千萬。兩者即便策略不同,但卻都把「理財」當作財富躍進的重要基石。

「消極」與「積極」,這個心態層面的基本差別,的確就是「下流」與「上流」之間的首要分水嶺。消極者跨不出躋身上流的第一步,相對而言,積極者則樂於建立正確理財觀念,並且進一步地尋求最適合自己的理財工具與策略。


投資機會百花齊放

雖然,這個年代的經濟成長不如80年代,但理財工具與策略的選擇卻比以往廣泛而多元。賴冠吉舉例:「以前股市好,沒有投資機構會發展保守型投資工具;但現在,市場上有一堆保守型投資工具可供選擇。」經濟成熟代表著金融環境發展亦趨成熟,在這個環境裡,理財工具的型態多元,投資範圍也更加廣闊,總有一些工具能夠像是80年代的銀行定存一樣,提供風險極低但年利率超過通膨率的固定收益報酬。此外,世界上也總有一些市場及產業正在風起雲湧,就像80年代的台北股市一般。

「以取代定存的理財工具來說,單是狹義地看,可以選擇的方向就有很多。」陽信銀行財富管理部經理汪建義表示,包括債券基金、房地產證券化、金融資產證券化基金等,都是風險有限而又能夠提供固定收益效果的理財管道。此外,德盛安聯基金經理人陳嘉平則指出,包括新興市場崛起、嬰兒潮步入老年所帶動的醫療生化產業、替代能源商機等,這些未來長期向上的趨勢,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絕佳資本利得投資機會。

無論如何,薪水漲不漲或許不是自己所能掌握,但是藉由投資理財掙得財富,卻是百分之百地操之在己。面對白領貧窮化,掌握正確理財觀念與策略的30世代,還是可以像爸爸媽媽一樣,許自己一個穩穩向上的財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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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型社會來了!

中產階級消失,台灣將有80% 的人,落入下層社會


商業周刊 第986期
2006/10/16曠文琪、劉承賢



9月底,財經報紙頭條出現斗大標題,英商渣打銀行宣布,以新台幣4百億元收購新竹商銀。緊接著,10月4日,匯豐銀行、花旗銀行又爭相提供高價購併華僑銀行。同一天傳出,大眾電信也將出售全數股權,交易金額超過新台幣70億元,爭取卡位的外資包括麥格理、卡萊爾、新橋、高盛等。不止金融、電信產業,在有線電視市場,過去一年,外資將行情炒高一倍,東森、台灣寬頻、中嘉等一一被外資收購。一波外資軍團正虎視眈眈的登陸台灣。


將鏡頭轉進房地產市場,最讓消費者震驚的是,剛結束的928房地產檔期,台北房價創10年新高,天母地區出現挑戰每坪80萬元關卡的預售豪宅案,內湖區豪宅建案將挑戰每坪50萬元。一份「購屋痛苦指數」調查報告顯示,要進駐台北市(35坪預售屋),一般民眾平均需18.4年不吃不喝。

這些看似不相關的新聞,其實代表的是台灣經濟與社會板塊的大變動,它正形成一波大海嘯。全球化的趨勢已席捲台灣,隨著購併案越多,人員被精簡的機會越大,更多中產階級將被淘汰,當浪潮落下,台灣的財富將被重新分配,貧者越貧,富者越富,沒人躲得過。

當世界改變,你還是屬於台灣中間的一群人嗎?以下提供你3個自我檢視的問題:一,房貸造成你很大的壓力嗎?二,你不想結婚更不想養兒育女?三,你為小孩未來的教育經費憂心?日本趨勢大師大前研一說,如果其中1個以上的答案是肯定的,代表你已經在這波浪潮中,被淘汰到中低階層而不自知。

9月,《商業周刊》採訪小組飛往日本專訪大前研一。看完我們帶來台灣20年來可支配所得的成長數字後,他送給台灣的第一句話是:「歡迎來到新世界!(Welcome to the new world!)」他說,在這個新世界當中,「你的薪水最高峰,平均是在40歲左右,過了這個尖峰,便鮮有機會升官或加薪。你也別再以為,只要咬牙忍一忍,好日子還會回來。」

去年,大前研一針對中產階級消失的現象,以20年的觀察,寫下了《M型社會》一書,震撼日本,這也是亞洲第一本針對此現象提出全面解決方案的書,小自個人,大至國家,他說,這是關鍵時刻,人們必須擬定新戰略。


關卡:日本8成民眾淪為中下階層 
4大證據顯示台灣步上後塵
所謂的M型社會,指的是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富者在數位世界中,大賺全世界的錢,財富快速攀升;另一方面,隨著資源重新分配,中產階級因失去競爭力,而淪落到中下階層,整個社會的財富分配,在中間這塊,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跟「M」的字型一樣,整個世界分成了3塊,左邊的窮人變多,右邊的富人也變多,但是中間這塊,就忽然陷下去,然後不見了。

根據大前的統計,去年日本已有8成人口,淪入中低收入階層!在這個新形態的社會裡,如果企業與個人都不展開自救,政府又繼續往錯誤的方式施政,惡性循環下,社會的失業率和物價將年年上揚,收入永遠跟不上物價,整個社會對於未來,都將失去積極性。

事實上,美國比日本更早步入了M型社會。現在,美國最有錢的前1%家庭,只要拿出財富中僅1%的收入,等於社會底層2千萬家庭的收入總和。攤開台灣的數字,大前研一斷言:「台灣已經出現日本當初的徵兆,成為M型社會!」

證據一,從1980年到去年,台灣依照個人可支配所得5等份分析,最窮與最富的一群人,其財富的年複合成長率分別為7.03%與7.12%,但中間族群的財富,成長幅度卻僅6.58%。長期觀察台灣貧富差距現象的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解讀,這代表台灣中間的族群正在撕裂中,「他們未來的機會越來越少,如果不能向上走(成為上流社會),就是往下沉淪(成為下流社會)。」

證據二,台灣的痛苦指數(失業率加上物價指數),創下20年來新高,達到6.43。


證據三,去年,台灣的名目平均薪資年增率低於消費者物價年增率,這中間的落差代表的是,我們的加薪幅度趕不上物價的漲幅,也就是說,我們的荷包不斷縮水。再根據主計處發布的最新統計,過去5年,台灣23個縣市中,高達13個縣市,其家戶的每年可支配所得都是衰退的,例如雲林縣、澎湖縣分別減少1萬9千元與1萬6千元。

證據四,2008年,台灣將成為老年化國家,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8.6%,超過聯合國標準。這個數據直指,台灣踏入M型社會大門後,就很難回頭。因為,台灣將陷入老年少子化的困窘,手上握有鈔票的人大都是不愛花錢的高齡者,這會使整個社會的財富無法流動,原來的中產階級要賺錢翻身的機會也將變少。

反映在現實生活,每個人的痛苦感開始上升。根據衛生署的統計,自殺是去年10大死亡原因的第9名,台灣平均每天有11個人自殺,看精神科門診的人越來越多,振興復健醫學中心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嚴烽彰說,「現在精神科變得很熱門,」他苦笑著,全球化的趨勢越演越烈,他的病患有增無減。

他剛見過一位銀行高階主管,在金控合併風潮下,眼見同事一個個被迫離開,卻不知道自己何時會被取代,這種危機意識壓得他喘不過氣來,最後,他躲在家裡,不敢去上班,被家人強迫來看診。也有位在寵物店工作的年輕人,30多歲,總覺得領的薪水永遠不夠,最後,他開始去幻想未來,刷卡從電視購物買了20台筆記型電腦,說是以後創業要用的,但要怎麼做,他根本沒有計畫,還沒創業就成為卡奴。這種行為雖然看來令人啼笑皆非,但背後藏著更深的悲哀。


節流:與其寄望政府解決問題 
不如自我進行4大意識革命

我們該怎麼做?才能擺脫那永無終止的痛苦感?
意識革命一:別再相信過去的社會常識
大前研一開宗明義要大家拋棄過去的社會常識。以前,景氣不好,日子過得苦,政府就靠降息、提高貨幣供給來刺激經濟,但事實證明,不管是現在的日本或台灣,即使利率都陸續創下世界新低,但,現在是社會與消費心態的結構改變,這套方式並不適用。

「不要再把一切問題的解決都寄望政府,政府正是問題之所在。」大前研一認為,未來的政府,只會不斷製造更多的負債,企圖向人民徵收更多的稅收,來救助窮人,但這不能根本的解除所有人的痛苦。因此,大前研一認為,所有人要自救,要忘記過去「只要靜靜的做,就會加薪、升遷」的價值觀,因為真實的未來,並非如此。


意識革命二:體認收支落差,學習自救
弔詭的是,很多人感覺到痛苦,卻沒有付諸任何行動,因為他們無法接受事實。林萬億看過太多類似個案,他們雖有工作能力,經濟上卻非常困窘。通常這群人向下滑落時,會經歷4階段的心理,一、試圖掩飾;二、自我催眠未來會東山再起;三、發現做不到後,就會拒絕承認現實;四、最後把自己隔離在原有生活圈之外。


嚴烽彰舉一個病人為例,「本來他是個傳統產業的大老闆,生意失敗了。半年前他坐著賓士車來,其實那輛賓士已經被查封,他只是幫別人顧車,但是他捨不得過去的生活,想要有那個排場,他還是忍不住偶爾跑去高爾夫球場,好像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林萬億觀察,「關鍵不在於變窮,」而是大家無法接受自己的收入降低,消費與社會生活圈卻仍停留在原來的位置,中間的落差,就是痛苦來源,這種痛苦又比原來的窮人更深。世新社會心理學助理教授徐富珍指出,這在心理學上稱為「認知失調」。

當台灣富者越富,台北市一個家庭可支配所得平均每月要到10萬元以上,才算是水準之上後,許多薪水還在3、4萬元上下游移的人,就出現這種失調的症狀。徐富珍舉例,有人會告訴自己這種狀況沒問題,名牌照買、卡照刷,結果成為卡奴。更多人則會自我否定,認為自己失敗無能,永遠買不起自己想買的東西,挫折感越來越深。

但其實,人們有第3條路可以選擇。大前研一主張,別再拿過去的尺,來衡量現在的生活。「面對收入減少、負擔增加,生活者必須立刻改革自己的意識,重建自己的人生戰略。」


《窮得有品味》的作者亞歷山大(Alexander von Schonburg)也呼應此一說法,「變窮,就是優質管理的開始」。當你開始針對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做一番檢討時,你可以排出優先順序,知道什麼才是最重要的東西,放棄不必要的事物,最後,你可以既節儉,又贏回生活品質。


意識革命三:重新分配有限資源
大前研一就認為,「買房子、車子與投資小孩的教育經費,」這些過去大家認為人生最需要投資的三項事,其實根本沒有必要。「為什麼大家這麼執著想買房子?這種執著的『購屋信仰』,其實就是人人都認為自己是社會的中堅階層此一意識下的產物。年輕時薪水低無所謂,大家總覺得,反正未來自然會加薪、會升職,就算日子會過得拮据些,在35歲至45歲的時候,都一定要編列房貸預算……」但當你的薪水不再增加時,你還要幫自己背上這麼大的負擔嗎?其實,人要改變心態,只是一念之間。

30年前,美國也出現所得兩極化,當時美國的消費者心態就產生很大變化,反正花錢也無法擁有車子,乾脆需要的時候再租就好了。事實上,養一輛車加上停車費與維修費用,假設每週才開一兩次,倒不如租車划算。這就跟美國現在很多公寓,都是共用洗衣機的道理相同。


《窮得有品味》一書指出,太多的消費,都是意識形態工業對我們洗腦的結果,比如說,旅行社告訴我們,旅行值得我們追求。但科學早就證明,度假會讓人變笨,如果度假3週,保證智商比出發前降低3%。 但這不代表你就不要旅行,不過,別接受休閒商人規畫的夢想,去找專屬於你自己,真正有辦法實現的夢想。如果旅遊只是走馬看花,那乾脆待在家裡。


大前研一也主張,與其投資金錢在小孩的教育上,不如投資時間。根據主計處統計,即使再辛苦,台灣的家長每個月都會湊出平均4千元的教育費給孩子。但事實上,「把孩子的教育問題外包給老師是最糟糕的模式!」大前研一說,教導你小孩的老師,並沒有挫折與社會經驗,他們教導你小孩的價值觀,可能也很有問題,父母與其浪費金錢,倒不如投資時間在小孩身上,把自己當活教材,把社會的殘酷面告訴孩子,磨練他們的求生力。

而且父母辛苦的工作,存錢讓孩子去補習班,反而讓孩子成為外食一族,吃速食食物,健康變差,這些都是無形的成本,在我們重新規畫自己的損益表時,也應該把它盤算在內。
此刻的台灣,從台北、宜蘭、到台東,就有三個家庭嗅到這股氣氛,拋開傳統的中產階級社會意識,重建自己的人生戰略,興起「花小錢過快樂生活」的新運動。他們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雖然收入打折,但平均每月支出也大幅降低25%至62%,幸福感卻比以前大幅提升30%以上。



意識革命四:定位要清楚
個人要自救,企業也需要。當中產階級消失後,企業也必須擬定新的銷售戰略。未來,只有2種客戶,一種是上層階級客戶,他們越來越有錢,也越來越奢華,若鎖定他們,你必須有能力走徹底的奢華路線。而另一種,也是最大的市場,則是中低階層的客戶,他們的人數逐年暴增,面孔卻和過去的窮人截然不同,他們不吝惜多付一點價格,得到高品質、好感覺與貼心服務的產品,這就是所謂的「新奢華產品」:感覺上流階層、價格下流階層。

這是個既新且龐大的商機,卻也是個嚴酷的考驗,企業必須能夠利用最少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率,從降低庫存、嚴控成本、活用IT設備、重新檢視物流體系的能力,才可能做到。西班牙成衣品牌Zara,就是活用IT設備很好的例子。Zara被譽為時裝界的「戴爾電腦」,新產品從設計理念到成品上架僅需10天,每年可以提供1萬種以上的商品,客戶每年回購次數平均有17次。這個品牌很少打折,因為它的產品充滿時尚設計感,但價格卻不高。

Zara有一套縝密的資訊系統,可以迅速串聯全球3千個門市,門市小姐把顧客的愛好與詢問度輸入後,總部可以第一時間判斷新產品趨勢,而立刻反應,不受歡迎的產品一週內立刻下架,以減少庫存。反觀其他高級品牌,從設計到出貨時間長,商品的週轉率也不高,所以過期貨必須降價4成。而一般平價成衣,則採計畫性一次大量生產,無法跟上時尚,稍有品味的消費者也看不上眼。「如果用對策略,這將是個贏家通吃的世界,」大前研一說。在M型社會,定位清楚「誰是你的客戶?」後,就成功了一半。


開創:拋棄別人幫你設定的尺 
重建自我價值觀,找自己的路
「經濟新浪潮來襲,每個人都可以是自己的改革者,」台大經濟系教授熊秉元也表示,我們或許無力改變大環境,卻有權利決定,自己是觀眾,還是演員。

9月29日,台中大坑,純黃的文心蘭在陽光下更耀眼。41位有著不同身分的白領族,聚集在此參加農委會推出的園丁計畫,包括多位科技新貴,而從事貿易的莫綠妮,是其中之一。她說,這幾年供應商全都移往大陸,她的員工人數只剩下10年前的1/3,營業額少了一半以上,但她不想跟著去大陸,「那裡陷阱太多,我計畫拿儲蓄去當農夫,重新開始。」站在一旁的林先生頻頻點頭,他在公家機關服務,薪水永遠趕不上物價,對未來,他充滿著無力感。

園丁計畫原本提供一個班級、40個名額,卻出現3千多人爭搶名額的熱況,後來只好多開17班。雖然在這5天的課程裡,學員們見識到農夫靠天吃飯的風險與辛苦,最後也不一定真的會成為農夫。但是最起碼,他們為自己種下希望的種子。

此外,「這3年來,尋求微型創業的人數是倍數成長,今年,還出現科技人或是中高階的白領,主動諮詢創業的可能。」居家與小型企業(SOHO)協會秘書長張庭庭說。今年,SOHO處理的諮詢案件高達2千件以上。

大家都在找出路,每個人適合的方式也都不會一樣。大前研一說,最重要的是,「拋棄別人幫你設定的尺,重新建立自我價值觀。」當舊舞台謝幕,新舞臺已經升起,你,是否願意給自己再次站在鎂光燈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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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者全拿,去年貧富差距再拉大

工商時報2006/08/18于國欽


行政院主計處昨公布「94年國內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所得最高的前20%家庭年所得(可支配所得)近180萬元,是後20%家庭所得的6.04倍,國內所得差距倍數在連降3年後去年首度回升,值得注意。

主計處表示,去年5等分位家庭中收入最高的家庭年收入達180萬元,最低所得組僅25萬元,兩者差距原高達7.45倍,但經政府租稅及福利支出這2項「所得重分配」後,低所得家庭增至近30萬,高所得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則降至180萬元,所得差距縮小至6.04倍。

主計長許璋瑤表示,雖然去年的所得差距略有擴大,但從統計顯著性看來,並沒有顯著擴大,近年來不只台灣,幾乎全球家庭所得差距都呈現顯著擴大,這主要是當前經濟形態走向「贏者全拿」,以比爾蓋茲而言,一個人的財富已超過許多發展中國家一年的產值。

許璋瑤表示,所幸台灣有社會福利補助,才使得所得差距擴大的情況獲得控制,以去年而言,政府的福利支出使得所得差距縮減了1.26倍,租稅效果縮減了0.15倍,許璋瑤坦承:「租稅效果對縮減所得差距的效果,並沒有那麼顯著。」 依主計處所蒐集的資料顯示,亞洲各國的5等分位所得差距以日本差距最小,僅4.8倍,香港、新加坡皆逾17倍,南韓6.8倍。換言之,在亞洲四小龍裡,台灣算是所得最平均的國家。

這項年度的「家庭收支調查」同時訪查了各項家庭設備的普及率,其中變化最大的是有線電視頻道設備在去年普及率已達79%,比10年前的54.2%,大幅提高24.8個百分點。另外電腦普及率也由10年前的18.5%升至63.2%,其中8成8家庭已使用網際網路。而行動電話普及率在去年已升至86.2%,其中高所得家庭的普及率更高達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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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級怒火 蔓延全球

向有錢人課奢侈稅

天下雜誌第353期2006/08/16楊淑娟

老百姓的生存空間頻頻受到擠壓,生活品質每況愈下,富豪與政客們卻貪腐頻傳,財富急速增長,全球各地的中產階級群起抗議,要求改善社會、階級之間種種的不平等。

今年以來,在台北遊行、靜坐、抗議貪腐蔓延、要求總統陳水扁下台的台灣人,並不寂寞。在加拿大,執政13年的自由黨因為爆發收受回扣醜聞,在今年初黯然失去政權。在日本《朝日新聞》的民調發現,2/3的民眾認為央行總裁福井俊彥不當投資基金、賺取高額報酬,應該下臺。
 
在泰國,1個月內發生3次超過10萬人、連佛教人士都參與的大遊行,逼退了前總理塔克辛,因為他的家人涉嫌不當買賣股票獲得鉅利。在法國,學生罷課、抗議走上街頭,最後釀成暴動,因為經濟、就業政策讓他們覺得未來沒有希望。在智利,中小學生在大學生、教師、父母的支持下,走出教室、上街抗議教育資源獨厚權貴子弟,剝奪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


他們在抗議些什麼?
 
即使是在共產當道的古巴,已經80歲的獨裁領導人卡斯楚都站出來斥責貪污腐敗,發動近3萬名學生遊行,換掉超過1/3的地方領導人。「我們會毀了自己,」卡斯楚警告。更不用說在中國,光是去年就有8萬7千次的抗議,主要發生在農、工階級,抗議政策不公。「人們不願再花幾十年等待生活變好,」美國《新聞周刊》分析,世界各地的中產階級都在抗議。
 
他們在抗議些什麼?大家不滿政府政策與官員親信貪污腐敗。在日本,民眾不滿在失落的10幾年間薪資停滯、銀行存款也幾乎沒有利息,但是暴發內線交易的村上基金卻為福井俊彥帶來超過100%的投資報酬率。在泰國,儘管前總理塔克辛致力改善窮人生活、在暴動時摺紙鶴祈求和平、在禽流感時帶頭吃雞肉、在海嘯後迅速重建,他的兒女卻透過買賣股票與避稅,家族財富一夕暴增超過10億美元。英國《每日電訊報》指出,塔克辛執政後,家族集團資產已經翻了3倍,民眾難以接受。
 
在加拿大,政府撥款2.5億加元進行一項政府宣傳工作,但是這些款項卻被撥給支持當時執政的自由黨的廣告公關公司,而且這些公司還把其中大筆資金以各種名義回撥給自由黨的支持者,造成加拿大有史以來最大的腐敗醜聞。
 
全球的中產階級也不滿,他們的日子愈來愈難過,社會愈來愈不公平。《金融時報》一篇評論分析,在美國,儘管10年來人們的每小時工作產出增加了3成,從1966~2001年,上班族收入中位數(最中間那個人)卻只成長了11%,但前0.01的人增加了617%。在1970年代,執行長們的薪水是一般人平均收入的10倍,現在已經變成300倍。目前,美國的收入分配情況在近20年惡化下,已經跟一個世紀前一樣。「再這樣下去,就會像貧富差距驚人的巴西一樣,」《經濟學人》指出。
 
財富分配影響了資源分配,即使是在許多人懷著美夢前來,認為只要努力就有機會的美國,階級流動也愈來愈不易。《經濟學人》引述一項調查指出,在頂尖的美國大學裡,只有3%的學生來自社會最底層1/4的家庭,因為富有的家庭大有資源可為他們的孩子請家教補習。將來想當科學家、還是企業執行長?「先挑你的父母吧!」《經濟學人》的一幅照片圖說一針見血地點出社會矛盾。
 
在日本,即使經濟明顯好轉,還是有許多人的生活不見曙光。在2005年,有1/3的上班族是沒有福利與契約的兼職、非正式員工,遠高於1990年時的2成。他們的收入分配也愈來愈不均。而且,以衡量收入分配的吉尼係數比較,在先進國家中,日本的分配不均僅次於美國、義大利與英國。「我們不能讓日本變成一個有人流汗工作、卻因為改革而被利用、剝削的社會,」1名日本檢察官員公開指出。


資訊發達刺激比較心態
 
其他亞洲政府也面臨嚴峻挑戰。儘管經濟蓬勃發展,亞洲有5億人口失業、生活無著,在10年內,還有2億5千萬人要被迫屆齡退休。而且,世界銀行的報告發現,從1990~2002年間,8個東亞國家的收入不均程度惡化了45%。
 
印度孟加拉的銀行家余紐士告訴《新聞週刊》,當電話與電視不普及時,大家會覺得自己過得還好,不知道有人過得多麼奢靡、外面的世界多麼發達,但現在大家都看得到電視,懂得比較、心生不滿。
 
這些差距從何而來?近10年的經濟榮景,讓財富更加集中。《經濟學人》指出,1990年代後半期股市狂飆,2000年泡沫後又接著一波房地產狂潮。在泡沫經濟中,受害的多是最後才投入股市的一般民眾,有錢人的資產就順著股市、房市一路扶搖直上。
 
在歷史上,當政治經濟發展到鼎盛時,常有戰爭、疾病等天災人禍摧殘一切,大家在重建中都有機會重新再起。但是自2次世界大戰後,世上沒有大規模的戰爭,醫療突飛猛進也控制了許多疾病蔓延。所以,1950、1960年代,大家都分享了重建帶來的機會與財富,但從1980年代起,貧富差距就開始擴大。
 
偏偏這段時間內,政府的政策又多半有利富人。《經濟學人》便批評,政府的政策多半著重成長,篤信甘迺迪「潮漲了,所有的船自然會向上浮」的哲學,而非分配平均。
 
而且,政策也常受企業、富人捐款、遊說,而不利縮小貧富。像法令讓企業愈來愈容易解雇員工,減少福利,或是雇用非全職員工代替正式職員,帶來普羅大眾的生活壓力。還有政府力減富人稅。像是布希就降低所得稅最高級距的稅率,也有許多國家如美國、香港,降低或取消遺產稅。這種效應,還擴散到影響社會階層流動的教育政策。例如,全球的教育費用急漲,許多中下階層難以支應。
 
在台灣,行政院主計處統計,從1998~2003學年度,因為經濟因素而休學的大專院校學生就從2,664人增加到7,129人。在智利,有些地方政府連每個月每名學童約60美元的經費都付不出來,富人讀的私立學校卻不斷更新設備與學習機會。在美國,名校更保留入學機會給校友的親戚或巨額捐款的金主。
 
另一方面,多數靠薪水維生的中產階級生活條件卻每況愈下。亞洲開發銀行出版的新書《亞洲勞動力市場》指出,從1996~2003年,18個亞洲開發中國家只有3個國家的失業率沒有下降,近3成、5億人口的勞動力就業不充分或失業,另外還有5億人每日收入不超過2美元。


中產階級生存大不易


放眼全球,有工作的上班族則多半因為「責任制」工作而生活品質低落。美國生活教母瑪莎史都華的多媒體公司最近便告訴員工,如果他們在未來幾個月不願在晚間與週末加班,而且沒有加班費,那就準備走人。另外,中產階級還要面對工作無著的生活壓力。《外交事務》雙月刊的調查指出,9成的上班族擔心工作被外包。
 
「凡此種種不平等,都是道德破產的徵兆,」《經濟學人》下了重話。這當然需要政府矯正。《金融時報》就提醒,許多政府要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求平衡,尤其是亞洲國家,更應該多點社會主義。
 
《經濟學人》引述一些學術研究發現,在資本主義昌盛的美國,個人的發展有一半受上一代的社經地位影響,但是在社會主義較重的北歐與加拿大,上一代的影響只有二成。

這些經驗顯示,國家政策應該增加社會保障。例如,提高農村醫療、建立養老金系統、鼓吹給員工較好的生活與勞動條件。在中歐,斯洛伐克在從共產主義中走出來時,就是特別建立退休金制度、醫療保險與勞工保障,而比其他鄰國走得穩健,被譽為「中歐之星」。
 
一樣重要的是教育政策。《華盛頓郵報》報導,富人的成就靠基因,但是對沒有經濟優勢的人,教育等後天環境的刺激與學習機會更是關鍵,影響力是環境對富人影響的4倍。2次戰後,美國便因為給予退伍軍人大量獎學金,鼓勵他們重返校園深造,而提升人力資源,展開半個世紀的繁榮。


別讓不平等伺機坐大
 
最重要的,政府政策在承平時期要更積極,如果只是守成,就會讓不平等伺機坐大,倫敦政經學院教授韋德指出。所以,有不少國家對富人的昂貴消費課徵奢侈稅,用以移轉到窮人身上。因為政府效能有限,許多非營利機構也加入協助,抑制不平等繼續擴大。
 
在美國芝加哥,就有慈善組織在郊區協助中下階層,只要他們按時繳納房租、水電費用,或是孩子乖乖做完功課、學業進步,按時看醫生與吃藥以維持健康,都可以獲得紅利點數,累積到一定程度就能兌換腳踏車、DVD播放機等獎品。
 
這個計劃幫助了100多個家庭。杭特的8歲兒子就因此乖乖做功課和到學校當義工(有助未來申請學校)。「以前老是很難要他做功課,可是他現在自動自發,因為想要得到1台電子遊戲機,」杭特的眼睛,看到了孩子未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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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年上班族薪水每年漲不到 1%

經濟日報
2006/07/26 王慧馨
  


主計處統計,自 2001年起,我國工業及服務業受雇員工薪資年增率均低於2%,近4年平均增幅僅0.93%。銀行、信用合作社及農會信用部過去4年來受整併影響,整併的金融業為降低人事成本,薪資平均減少1.05%;未整併的金融業薪資則平均增加1.67%。


主計處昨( 25)日發布受雇員工薪資狀況分析,近4年工業及服務業平均薪資年增率雖僅為0.93%,但如加計勞退新制的退休金提撥金,同期間的勞動報酬成長率達1.25%,高於同期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顯示近年薪資成長雖趨緩,但實際勞動報酬並未減少。


不過,受近年政府推動金融改革影響,主計處將銀行、信用合作社及農會信用部等金融機構,分成整併與未整併兩個群體觀察,發現過去4年整併的金融機構薪資平均衰退 1.05%,顯示金融機構相互整合或組成金控後,為提升競爭力降低人事成本,因而影響金融及保險業薪資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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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如何搶救高學歷難民潮?

天下雜誌第351期2006/07/19張漢宜


在韓國,今年有33萬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在台灣,高學歷年輕人的失業率,是一般人的3倍。學歷價值行情暴跌,不僅衝擊個人,也影響企業,日本、韓國的政府與企業,如何聯手搶救高學歷難民?

金亨錫從韓國大學畢業後,赴德國留學苦讀取得博士學位,2000年風光歸國,以為美好人生就此展開。然而,這6年來,他不斷尋找教職,但都遭到拒絕,連一份全職的工作也找不到。最後只能擔任兼任講師,每個月薪水1800美元,連負擔2個兒子的高中學費都有點吃力。「這是學歷太高的影響,」他感嘆,也許當初大學畢業就找去工作,可能還比較好。
 
34歲日本女性大西奈緒,當初拿到獎學金,滿懷希望赴美國紐約大學攻讀音樂。學成返回日本之後,卻始終找不到跟音樂相關的工作。她為了謀生,只好學非所用,透過人力派遣公司的安排,到外資金融機構的人事部上班。
 
「想想,乾脆把履歷表上的博士學歷那一行刪掉算了!」求職過程四處碰壁的京都大學博士築地美崎,忿忿地說。這是日文版《新聞週刊》(Newsweek)所報導的「全球高學歷難民潮」中,幾個令人心驚的案例。
 
高學歷以往是就職的保證,如今卻開始變調。全球各國高學歷人口愈來愈多,但求職情形不順利、學非所用的情形也增加;廣設大學院校、提高大學入學率,但畢業生的品質卻未隨之提高,連名校出品的學生,企業也必須「保持警戒」。


高等教育熱過頭
 
這樣「學歷價值行情暴跌」的情形,對企業找人才、人才找出路,產生什麼影響?其實,不只博士與碩士,大學畢業的族群,同樣也是學歷難民船上的一員。韓國大學入學率超過8成,但今年有33萬名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創下歷史新高。
 
根據韓國統計廳今年7月公布的最新數字,南韓15到29歲的年輕人,畢業後找到第1份工作,平均所需時間為12個月。去年,這個數字是10個月。由此可見,南韓年輕人就職難度確實比往年提高。「這是教育過熱的結果,」韓國就職情報公司社長李貞周對日本《新聞週刊》表示。
 
除了大學入學率提高,社會上的工作機會卻未增加,反而造成高學歷者的競爭更加激烈之外,名校的招牌,也愈來愈不管用。以往名校學生在畢業之前,企業即「預約」成為員工的景況,已不復見。
 
以日本為例,今年大學畢業生就業率為93.5%,表面上看來是經濟泡沫之後的最高點。然而,從深層分析這個數字,卻可以發現,「工作職位不合專長與學歷」的情形佔了大部份。
 
歐洲情況也不妙。德國今年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人,有23萬人失業。英國首相布萊爾致力於提高大學入學率,打出「2010年大學入學率超過50%」的政策,但除了單純勞動性質的藍領工作之外,其他的白領職業失業率卻沒有明顯改善。大學畢業的女性,去當保姆幫人照顧小孩,賺得還比較多。在台灣方面,在職校紛紛升格為學院的情形氾濫之下,根據勞委會的數字,20到24歲、具有大學學歷的年輕人,去年失業率超過12%,是全國平均失業率的3倍。
 
由於產業結構的變化,企業對人才的需求也產生巨變。「依學歷安排工作」的時代已成過去,各行業邁向「服務業化」的趨勢愈來愈明顯。以往「只要做出好產品就會賣」,如今不只產品要好,還要能針對不同顧客的複雜需求予以滿足,並迅速解決顧客的種種問題,無論在行銷與客服方面都面臨更多挑戰。例如,愈來愈多的科技業,要求設計部門與工程師必須體驗第一線的行銷,傾聽顧客的聲音,才能設計出真正符合消費者需求的產品。
 
大學教育跟企業需求的差距愈來愈大,也是個大問題。即使對於名校畢業生,許多企業也不再視為人才之寶。只擁有某種領域專業知識的大學畢業生,無法符合企業的需求,必須經過歷練,才是好用的人才。因此,具有工作經驗、海外歷練的人才,企業搶著要,大學畢業生反而乏人問津。
 
31歲、擁有德國環境工程博士學位的艾姆巴赫,找遍報紙上的徵人廣告與人力網站,投了50封履歷,全都石沈大海。後來,他念頭一轉,跑到柏林的專門學校進修IT方面的專業,自己開起網路公司。


全球化競爭,只會英文是不夠的
 
為了培養員工更多元的能力,許多企業對教育研修費用砸錢毫不手軟。《東洋經濟週刊》報導,日立製作所的員工,每年有15萬台幣左右的教育研修費用,並可到國內外留學;NEC、松下電器則是10萬台幣左右。注重創意的遊戲大廠萬代,員工一年平均有74天的研修,等於2個半月都在「充電」。
 
在全球化激烈競爭之下,語言成為重要工具。如今,應徵工作時,許多企業將英文能力視為「基本條件」,而非「專長」。尤其在歐美,企業對員工的語言能力要求愈來愈高。光是歐洲,就有法文、德文、英文、西班牙文等不同語言的國家,如今至少要具備兩種以上的外語能力,才有機會成為正式員工。如今,中國經濟迅速崛起,造成國外學習中文的風潮,就是因為會講中文的人往往擁有更多機會。


「高齡」社會新鮮人,企業不愛
 
由於工作不好找,許多大學生採取「延畢」或「念研究所」的方式,避免「畢業即失業」的窘境。殊不知,這樣對自己將來就業更不利。因為,當你畢業後終於必須進入職場,已比其他人「高齡」,而又沒有主修學科之外的工作經驗或專長,通常難以受到企業青睞。
 
比起學歷,企業其實更重視跨領域的經驗與專長。因此,造成就業市場上「學歷愈高,工作愈難找」的現象。
 
日本最大經濟團體「經團連」調查日本企業對博士學歷的看法,有18%的企業對博士員工感到不滿。它們對博士的看法有2:一、欠缺專研領域以外的知識與能力;二、思考模式太一板一眼,缺乏創新的想像力。「這是高等教育無法符合社會需求所造成的問題,」慶應大學商學院教授?口美雄對《新聞週刊》表示。


解決之道:企業與大學攜手培育人才
 
大學培養人才不合企業需求的現狀,如今有了解決方案。既然大學有培養人才的環境,乾脆由企業與大學合作,培養產業所需的可用人才。這樣,不僅讓學生在大學所學的東西符合企業需求,企業也不用愁找不到適當人才。
 
今年春天,韓國三星集團與成均館大學合作,在大學新設「半導體系統學科」。
 
這樣的做法,讓理論與實務達到兼顧與均衡。師資方面,理論知識由成均館教授擔任,實務部份由三星研發人員授課。在學期間,學生必須到三星實習至少6個月,並視為學分的一部份。如此,讓學生能夠理論與實務兼具,解決學校只教理論而跟企業需求產生差距的問題。


多元思考力+跨界知識力,才能突圍
 
此外,學生的學費與就業也獲得保障。成均館大學半導體系統學科所有學生的學費,都由三星全額負擔,提供獎學金以及每年約30萬台幣的零用錢,並保證畢業之後可在三星就職。因此,成均館大學雖非韓國一流學府,但在三星集團的光環之下,仍吸引許多高材生前往就讀。
 
除了韓國之外,日本也有類似做法。日本最大經濟團體「經團連」與IBM、日立等14家企業合作,設立「軟體技術者專門大學」,預計明年春天開始招生。知識仍然是力量,但在全球化的時代,單一領域的知識已無法撐起你的一片天空。誠如日本管理大師大前研一所說,必須從「T型人」進化為「π型人」,才能在職場上站得穩。
 
因此,面對數位科技剷平國界的十倍速高度競爭時代,除了學歷,還必須培養多元思考力與跨界知識力,從中激盪出別具新意的創新。這樣,才不會在「高學歷難民潮」中滅頂,反而更能乘著浪頭、馳騁全球。


年資Out、實力In:日本上班族薪水「上下分流」

日本不只社會階層上下分流,連上班族的薪水也開始上下分流。掌握跨界知識力與多元化創意,才能奮力向上游。
 
日本泡沫經濟後「消失的10年」,默默興起「寧靜革命」,不曾驚濤駭浪,卻在不知不覺中徹底改變日本社會。其中跟上班族相關的巨變,就是「年功序列制」(按資歷與年齡升遷與加薪)崩毀,取而代之的,是實力主義抬頭。例如,豐田汽車1999年即廢除年齡加給,改為根據資格決定「職能基準給」,以及根據業績表現的「職能個人給」。
 
日本上班族從安分守己、固守崗位過一生,變成資歷大破壞、年資無用論。上班族打破前輩與菜鳥的倫理界限,憑實力和表現獲得升遷與加薪。然而,過去10年來,日本國民平均所得並未提高,所以「餅還是一樣大」,看誰有實力可以多咬一口,導致薪水「上下分流」。


一生能賺多少薪水?
 
《東洋經濟週刊》根據日本總務省「家計調查」、厚生勞動省「賃金構造基本統計調查」的數字,加上去年第四季《會社四季報》公布的上市公司決算期末數字與有價證券報告書,計算上班族一生所需費用,以及22歲到59歲工作的全部薪資所得,發現下列現象(1)1個日本中產階級上班族,包括生活費、結婚費、教育費、住宅費,一生需花掉2億738萬日圓(約5,885萬台幣)。(2)日本上市公司之中,薪資最高(6億日圓)與最低(7,800萬日圓),差距高達5億日圓。
 
也就是說,同樣是上班族,有的人一輩子的薪水可以過3個人生,有的卻連負擔一家4口的家庭都不夠,必須另外兼副業,或是妻子也出去工作,成為雙薪家庭。


馬拉松人生vs.短跑型人生
 
企業以薪資與升遷,做為激勵員工求表現的動力。能力強、肯努力就能出頭,資歷深淺、年齡高低,完全不影響。升遷競爭也相對激烈,不必再按部就班慢慢往上爬。
 
以往「年功序列制」的時代,上班族過的是「馬拉松型」人生,只要步伐穩健、安分守己,就能知足常樂過一生。
 
如今,實力主義抬頭,埋頭苦幹、等待別人來發現你的努力,已經行不通。現代上班族必須擁有跨界知識力與多元化創意,並且當一頭「大聲牛」,讓大家都知道你的優異表現。迅速登峰、提早退休、實現理想,變成「短跑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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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視台灣 台灣出了什麼問題?

天下雜誌
2006/05/15 楊艾俐



紅瓦四合院,暮色漸漸罩下,一位中年人勾著手,緩步練習走路,5年前做五金的公司搬到大陸後,藍銘賢失業,緊張焦慮加上家族遺傳,只有42歲的他,有一天突然中風。3年前,太太做皮包的工廠再度移往大陸,原先雙薪家庭淪為無收入,「能借的都已經借完了,接下來能向誰借?」太太廖彩鳳望著遠方竹林茫然。這裡原本應雞犬相聞,一片和諧……。 藍銘賢和廖彩鳳只是台灣近百萬失業人的縮影。


人民在受苦,但官員民代貪腐卻在加劇


根據法務部《廉政指標民意調查》,2005五年政府官員(包括民意代表)貪腐程度達8年來最高,其中立法委員居榜首。高官貪腐更是聽聞不絕,企業界都盛傳要買銀行,給高層送禮是用「一支,兩支(億),」一位企業家指出。


台灣人一出生就背債17萬

一方面官員民代貪污腐化,一方面國家債務沉重地壓到人民身上。 根據官方主計處統計,目前中央政府債務餘額將近4兆,等於台灣人一出生就要背負17萬債務。


而更驚人的是,如果根據立法院預算報告整理,台灣還有隱藏性債務達8兆1千萬,再加上各級政府負債、特別預算的6兆6千億,政府真正的負債額是主計處統計的3倍以上,達14兆7千萬,平均台灣每人為政府背債64萬元,等於每個台灣人都要白工作1年,才能還清債務。


地方政府財政尤其瘡痍滿目。首當其衝的是學生和弱勢。南投縣長李朝卿憂心,仁愛鄉發祥國小因有些學童上學跋涉2小時才能到,有善心人士捐獻校車,但是未來的油錢和司機,縣府卻無法支付。


面對國際,台灣這幾年競爭力下滑,國民所得與經濟成長率皆淪為四小龍之末。根據5月初剛剛公布的IMD全球競爭力排名,台灣排名大幅滑落7名,從去年的11名滑落至18名,而同時,中國則大幅躍進,上升至19名。面對國內,貧富差距從4倍擴大到6倍。環境崩壞,全台灣有1/10的平地國土嚴重下降,土石流危險溪流高達1420條。


連最基本的民生治安,也岌岌不保。竊盜橫行,台電這3年電纜被偷里數可以繞台灣13圈。此外,南投鳳鳴國中校長也曾親眼看到1甲的鳳梨園,小偷一夜之間,可以把鳳梨偷得一個不剩。 而詐騙電話更是猖狂,有位企業負責人幾乎每週都接到詐騙電話「每接一次我就對政府失望一次。」


而到底國家負債是4兆,還是14兆,這麼重要的事,行政院和立法院也各有說法,令人混淆不清。 從政治、經濟、社會到環境,整個台灣似乎處於在沒有政府的狀態。很多人都在問:「還有人在治理我們的國家嗎?」 明顯的是,從領導到體制、組織、及政府的效能都在萎縮,政府已失靈。


政府失靈,其實不只是台灣獨有的現象。放眼世界,許多國家都面臨了類似的困境。 在菲律賓,從「人民力量」運動推翻馬可仕政府至今已20年,但菲律賓仍一直處於不斷的政治醜聞與軍事政變陰影中。 連老牌民主國家美國,如今社會也產生嚴重對立,價值混亂。總統權力愈來愈大。布希總統可以不顧國內反對聲浪逕自向伊拉克宣戰。本來被認為是榜樣的美國式民主,已成為負面教材,而更糟的是負面的手法還向外輸出,中研院研究員朱雲漢指出。美國、法國、英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泰國,民主形式雖有不同,但相同的是都出了問題。



民主擁抱資本,不再擁抱人民

「為什麼人民選出來的政府,無法為我們解決問題?」 「為什麼政黨輪替了,貪污腐敗依然橫行,反而加劇?」 民主出了什麼問題? 不僅台灣的人民在問,全世界有許多國家的人民也都在問。

長年研究民主化體制的朱雲漢觀察過去20多年,主導世界運作的主要兩大支柱--「民主」與「市場」,現在都成了全球資本主義的俘虜。 在全球資本主義底下主要的行動者是跨國企業,它們可以跨過任何單一國家的統治,對人民的經濟、生活方式,對人民的安全、社會的安定秩序、環境品質、能不能有工作,都產生巨大影響。 全球資本主義顛覆了國家層級,在這種情形下,「民主變成經濟巨人陰影下的侏儒,」朱雲漢憂心地指出。


在全球資本主義宰制下,民主向資本家利益傾斜,導致國家職能縮減,維護公共利益的能力退化。 而在許多轉型社會,民主化與市場化的同步推動,更帶來嚴重的國有資產被掠奪,與社會分配兩極化的問題。台灣自1990年代起就是顯著的例子。 環顧世界各國,民主成為錢與權的遊戲愈加明顯。在美國,一個參議員競選經費可以高達2千萬到6千萬美元。在台灣,一個縣長選舉動輒花上億台幣。 候選人須靠大量金錢參與選舉,最後回饋的不再是選民,而是金主。民主現在擁抱的是資本家,而不是人民。 最後可能形成可怕的獨攬大權的政商利益集團,民主成為政治分贓,本為「委託人」的選民卻無法監督制衡他們所選出的各類政治人物「代理人」。


民主國家演變為貪腐的「新家長式政權」 有些體制失靈的民主國家,民選最高領袖,如總統,常會演變為「新家長式政權」,一個人就可以掠奪大批社會資源,運用公共部門重新分配財產權,獨厚特定的利益團體,如家族、部落、地區或種族。 這些描述,台灣讀者看來十分熟悉,但卻是法蘭西斯.福山在《強國論》中指出世上許多民主國家當今面臨的共同災難。 這些現象,在菲律賓已發生多年。據估計,菲律賓總統可任命職位超過十萬個。地方政治人物為替自己的人馬在官僚體系安插職位,必須向總統關說。 在所謂的民主聖地美國也發生了。布希所任用的官員可以完全毫無行政能力,因卡翠娜颶風下台的美國聯邦急難管理總署署長,唯一的經歷是阿拉伯賽馬協會會長。一個《華爾街日報》醫療產業版主編竟然被任命為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局長。


而如今類似的情形也一一在台灣上演。 由於總統和行政院長職權不清,過去幾年來,民眾眼睜睜目睹陳水扁總統或所謂的「府方」直接指揮部會首長,主導人事任命。連總統幕僚和親人都常能影響人事,各種人事一有風吹草動,候選人紛紛走動各種關係,連地方警察局長感到自己位置不保,都要動員總統府相識人士。 從高捷、SOGO弊案到台肥人事糾紛,當事人也都指有總統府「高層」介入。 中研院研究員、前澄社社長瞿海源就痛陳,總統的用人權太大,不但內閣中正式的行政部門,政府相關的財團與國營事業的人士任用權,陳總統也要管。


瞿海源自承自1979年回國論政以來,沒有像目前這樣悲觀。 「當總統用人權無限時,就可能用錯人,」瞿海源說。 「一個總統上台,他有4、5千個位子去調配、安排。而且完全按照政治忠誠--誰對我的政權、誰對我的選票、誰對我的現金貢獻最大,我就給誰。這樣下去,台灣只會變成拉丁美洲。每場選舉就是一個大的搬風跟分贓,」朱雲漢很沉痛地說。



選舉就是搬風和分贓

政府失靈,更來自人事頻繁更迭,民進黨執政6年,換了5位行政院長,官員如過江之鯽。更換行政院長後,又帶動部長、次長,甚至處長、司長、顧問、參事的更換。 其中最攸關台灣發展的財政、經濟2部,也各換5位。有的部長上台1個半月就辭職,如前經濟部長宗才怡。財政部曾在1年半內換3位部長,其中許嘉棟只任職5個月就下台。


首長任期短,對施政帶來嚴重負面衝擊。例如張俊雄一上任推動「8100億元啟動國家建設新方向」,游錫堃上台又推動「2008國發計劃」,謝長廷上台大轉彎,提倡「和解共生」,蘇貞昌則是「實事內閣」。不但人民眼花撩亂,看不清政府方向,更層層影響部會首長和中級官員的士氣。 今年1月底2月初,各部會幾乎全面停擺,次長以下忙著送舊迎新,又得擔心是否自己能保住位置。問起未來方向,大家都手一攤,等新任首長來了再說吧。


「這個政府,講過就算做過,只有口號,沒有做法,」一位前任部長指出。 6年換5個行政院長,企業裡等於6年換了5位總經理,副總經理、各部門經理也跟著大換血。「這樣的組織,在企業界絕對是有問題的,」工商建研會理事長郭台強說。



政黨惡鬥,國家力量內耗

台灣政府失靈不僅出現在行政部門,立法院更把國家力量浪費在內耗上,讓許多事情動彈不得。 民進黨執政六年以來,朝野對立,政黨惡鬥,藍綠各不相讓。攸關國家大法,如《行政院組織法》,在立院遲遲不能通過,監察委員至今仍拒審提名。擱置待審的法案累積近8百件。


「如兩隻狗對咬,狠死對咬,沒有人能分得開,」一位前政務委員說。 國民黨時代政府組織就疊床架屋,法令老舊,李登輝主導的修憲後遺症尤其嚴重--總統直選,總統權力至高無上,卻無責任。總統任命行政院長,不必經過立法院同意,造成立法院動輒杯葛行政院。 當全球化帶來新事務不斷,急需政府機動應變,但是我國《行政院組織法》30年未修改,組織僵固,要改變單位,員額都得經過立法院同意。因此江丙坤極力推動修訂《行政院組織法》,裁併調整部會,並讓各首長可以機動調整組織,因應新局勢,但是草案送到立法院,卻已延擱3年。 「2008年,縱使國民黨上來,也是要面對,」江丙坤透出無奈,「在野立委應該趕緊動起來。」


走出自由化迷思,找回政府效能

從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一連串引爆的各國經濟危機、企業弊案、貧富差距日增,也讓世界各國對「市場萬能」的神話,吹起一股反省潮流,政府的功能角色也再度被彰顯。 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獲得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寫下《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狂飆的十年》等書,痛陳從1980年以來當道的「新自由主義」(也有人稱之為新保守主義)政策,認為只要政府鬆綁,政府少管就好,種下今天的惡果。

90年代各國民主自由更是洶湧澎湃。自由化祖師傅利曼當初一意鼓吹社會主義國家應加速「民營化」、「民營化」、「民營化」。但2001年,當他在近90歲時,看到俄羅斯及東歐政商勾結,貪污盛行,舞弊連連,他勇敢地公開承認,「我錯了,法治可能比民營化更為重要。」


15年前,福山在《歷史的終結》裡斷言,「意識型態對立已結束,今後只有資本主義。政治和政府都沒有太多意義。」 但15年後,福山出版《強國論》,倡言政府的重要,任何國家都該強化國家體制和治理能力。因為如果政府執政效能降低,原本應該全民享有的公共商品,如經濟增長,教育和健保等將因而受挫。最後連國民的安全保障都沒有。


然而當全球已經開始對民主化及自由化--強調市場萬能、政府退位的思潮,進行反思的時候,台灣許多官員,卻還持續陷在自由化的迷思中,認為一切交給市場那「看不見的手」來決定就好了。 例如二次金改,銀行淪落財團手中,就是政府迷信民營化就是萬靈丹,在未有配套措施及公平透明的程序下,匆匆出售國家銀行股權。政府只保有少數股權,以為政府還有力量規範該家銀行。但是最近財政部長呂桔誠連開發金違反規定,投資金鼎證券,想要換董事長,都無法順利執行。 當記者詢問經建會為何當今功能轉弱時,主委胡勝正還是引用自由化那套理論:「從計劃經濟到市場導向的時候,要把這隻看得到的手變成看不見的手。以前經建會會去發展半導體,去發展什麼的,現在我們不這樣做了。」


但是近年來,很多國際經濟學家了解,政府不是只問要管多少,而是看政府能否建立強力體制,有效管理。政府該管的事,不論範圍大或小,一定要有效管理到底,而不是政府退位就行。 尤其有些新興領域,如金融業,政府還需要增聘專業人才,加強監理,不像主管機關金管會的檢查局長因股市禿鷹案下台後,至今仍空懸。前英國金融監督委員會主席戴維斯說,因為這些資本行業有太多誘惑,又存在太多嚴重「資訊不對稱」,生產者熟稔遊戲規則,消費者處於資訊弱勢,容易受騙。


更糟的是當台灣努力推行民主化、自由化時,卻沒有同步推行制度化及法治化。所以當韓國有較獨立的司法及強大的社會力量來監督政治人物與商業領袖,不乏把總統及財團董事長,如現代集團的鄭夢九送入監牢時,台灣卻只有媒體任意指證爆料,是非難辨。結果卻是人民對台灣喪失信心。


啟動政府重建工程

歷經了這些年的內耗,台灣必須積極重建政府效能,恢復它良好的治理能力。 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也指出,政府的確面臨許多體制與結構的問題,也已到了不能不改的關鍵時刻。但這些問題要得到朝野共識才能推動。 行政院策劃六月下旬召開的「台灣經濟永續成長會議」的目的就是要經由討論謀求共識。「這需要社會菁英共同來做,負起責任,這樣才對得起下一代,」蔡英文強調。


導正負面循環必須愈早愈好,哈佛大學教授肯特(Rosabeth Moss Kanter)觀察很多企業、組織、國家,要從「小贏」開始,拾回人民信心。 社會不應坐視台灣再空轉 例如民進黨此次執政的時間還有一年半,對經濟發展、解決失業、調和兩岸關係,仍然有進展空間,而且社會也不應坐視台灣再空轉,等到2008再說。 很多接受訪問的人士歸納,未來領導人基本條件就是要清廉,更要有世界觀,廣闊視野,帶領台灣破除全球化荊棘。


「向內看、互相指責、自我孤立都是失敗的象徵,」寫下《信任》一書而暢銷一時的肯特指出變革的關鍵。 瞿海源更指出領導人的重要。領導人不只是一黨的總統,更是一國的總統,世界的領袖,有那個氣度與智慧,就不會不清廉,而貪小便宜。 政大公行系教授江明修,則強調文官體制的重建刻不容緩。「國家要一直能有一群不錯的專業官僚,他們能有足夠的績效、有vision(願景),不受政權輪替的影響。」 更重要的,人民不能放棄公民參與的權力與責任。


「台灣民眾有一段時間把很多這些事情寄望在一些人的施政上,但這些施政並沒有成功。啊!原來不能寄望在表面上,要寄望在內部的核心上,這個核心就是民間要發揮力量來監督,」中研院副院長曾志朗鼓勵大家發揮正面力量。 龍應台文教基金會4四月下旬在台北中山堂所舉辦的「民主論壇」坐滿5百多人,來自美國的資深政論作家林道夫分析美國民主岌岌可危,因為人民已經不再關心政治,國會改選投票率不到40%,地方選舉不到兩成。這麼低的投票率讓現任者輕易動員獲得勝選,參、眾兩院選舉超過9成的選區是同額競選,根本缺乏真正的反對黨。美國人民對政府深感無力,也不再關心政治,這正是美國當前的危機。 帶著懇切的口吻,林道夫提醒台灣的民眾,「我們要想辦法讓人民積極參與政治,而且藉由他們的參與,實質改變政府的決策,改善自己的生活。」 面對台灣當前嚴峻的挑戰,每一個人都需要站出來,參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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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中產階級消失中

天下雜誌第342期2006/03/15楊淑娟


不論財富、收入還是職業別,先進國家的中產階級都在不斷消失,有人躍升上流階級,更多人往下沉淪,成為新貧階級。歐美正在討論,該如何重塑中產階級、重建中產階級社會?


凌晨3點多,這彷彿是克拉克的私家道路。的確,有誰會要在這個時候出門與他搶道?51一歲的克拉克已經工2兩個小時了,眼前還有13個小時要挨,他為4家公司在不同的辦公區間運送郵件。
 
別以為這是一個尋常工作階級的生活寫照。至少,克拉克一點都不以為然。3、4年前,他還過著典型的美國人生活--高中畢業、已婚、有1棟在郊區的房子、在已經任職20多年的電路板工廠穩定地工作。只是,工廠突然關閉,一切都變了樣,小孩們只能念完高中。
 
「每個人都告訴我,我淪落到了下層階級,」克拉克不服輸地告訴《華盛頓郵報》,「可是我們是中產階級,我們絕對是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愈過愈差

「我們還是個中產階級國家嗎?」美國《大西洋月刊》跟克拉克一樣,有許多疑問。
 
在西方先進國家,像克拉克這樣的中產階級,正在消失。原來在中間的人,紛紛往上走或往下滑。以收入來看,在美國的調查中,向來在中等收入、年收入2萬5千到7萬5千美元的人逐年減少,但2萬5千美元以下和7萬5千美元以上的兩個族群,都在增加,就像日本經濟大師大前研一說的,朝「M」字型發展。
 
《華盛頓郵報》指出,在這個中間階級中,上半部的人生活愈過愈好,下半層的人經濟生活愈來愈不穩定。
 
從財富來看,也是如此。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三年一度的財富調查發現,從1995年到2004年,財富排行在25%到74.9%的人所擁有的財富,佔全美家計資產的比例下滑,往上的2個階層資產佔全國財富比例都在增加。最窮的25%人口因為太窮,資產佔全國比例一直是零,但是美國的貧窮率一直在上升,從2000年到2004年,貧窮人口增加14%。
 
這個數字背後的事實是,中產階級的生活愈來愈差。跟上一代相比,現在一般的4口之家在衣服與食物上的花費都少了2成以上,《雙薪的陷阱》一書指出。

 
中產階級怎會這樣逐漸蒸發?


經濟結構變遷,似是無可逆轉。
 
《華爾街日報》指出,電腦科技改變了職場生態,讓有高教育與科技應用能力的人獲得更好的報酬。另一方面,許多簡單的工作被科技取代,讓許多人的生活每況愈下。
 
經濟成果分配不均則把另一群中產階級人口--專業經理人,紛紛往上拉。《經濟學人》便分析,近幾年全球經濟穩健上揚,企業獲利頻創新高,但是一般上班族薪水不動如山,只見高階經理人不斷加薪、紅利暴增。西北大學最近發布的一項研究就指出,9成的上班族加薪幅度少於生產力的增長,只有收入最多的那一成人口享受到生產力上揚的果實,而且這遠高於生產力增加的幅度。
 
最極端的例子是執行長們。美世人力資源顧問公司針對美國100家公司的調查發現,這些執行長前年的紅利增加近5成,是從1999年調查以來之最,而且紅利的增幅、金額不一定與績效有關。
 
更糟的是,政府政策並未力挽狂瀾。《負債世代》一書就抱怨,政府的公共政策與資源偏愛有錢人和國防,卻忽略教育與工作,讓年輕人一畢業就平均背負兩萬美元的負債,也賺不到什麼錢。


新貧階級舉債度日

緊接著,在2007年的美國國會預算中,美國將做出史上最大的學生助學貸款縮減,並對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人減稅近6500億美元,這約是布希刪減低收入與失業等人口醫療健保補助費用的6倍。「這個預算案不只忽略中產階級的問題,還令他們雪上加霜,」美國國會議員馬內德茲批評。
 
這些變遷對社會造成極大挑戰。
 

但是現在,愈來愈多中產階級難以安居。往上爬的醫師、律師、會計師等中產階級的服務索價愈來愈高,許多一般家庭的生活陷入困境。剛到華爾街擔任理財專員的傑瑞米年薪只有1萬2千美元,但每個月要繳健保費5百美元。「我覺得快被淹死了,」他告訴《今日美國報》。
 
未來還有愈來愈多公司要砍掉健保等福利。「那些企業每年賺錢數十億美元,卻要員工每年繳幾百、幾千美元的保費,」美國技師工會主席布芬柏格抨擊,沒有健保、長期失業等窘境已經不只存在於窮人,在中產階級也愈來愈常見。
 
許多新貧階級應運而生,必須舉債度日。美國智庫Demos的報告發現,從1998年到2001年,中產階級家庭的卡債增加了75%,用以支應生活所需。哈佛大學調查發現,在個人破產案中,中產階級竟高達92%。
 
儘管經濟景況看好,因工作被外包而失業的中間階層很難再找到工作。在美國科技業上班的摩爾,工作被印度人搶走後,總共寄出300多張履歷表,結果只得到3個面試機會,但是沒找到任何1個工作。一開始,他在履歷表上的期望薪資是年薪四萬美元,現在已經改成可議,「我甚至願意接受對方殺價1萬,再過一陣子我恐怕要再降價1萬5。」
 

中產階級往上下兩層流動,也牽動社會價值的改變。

奢侈品從頂級消費變得大眾化,助長了社會崇尚奢華的風氣。媒體不斷報導「上流社會」的奢華生活方式,以及上層中產階級愈來愈能負擔高消費生活,使得許多下層中產階級也心嚮往之。度勞特在《Strapped》書中就批評,許多年輕人債務不斷攀高,是因為做了很多不負責任的選擇,大膽消費,而且不以為意,認為如果沒有借錢,怎麼可能完成出國讀書、旅行、擁有超豪華級婚禮這些事。最令人擔心的是,許多年輕人失去了希望。工作機會有限、財務負擔沉重,全世界的青年失業率都在增加,許多社會新鮮人成了不業族,既不是在念書,也沒有工作或接受職業訓練。
 
在英國,年輕的一代被形容為「IPOD代」。「IPOD」是指insecure、pressured、over-taxed、debt-ridden,沒有安全感、壓力大、稅負過重、債務纏身,對人生已然沒有熱情。
 
這種情況當然不能再蔓延。

 
許多國家努力地創造更多中產階級,來填補社會空隙與希望。

英國政府就從新國民出生那一刻開始努力。1999年,英國發動「好的開始」(Sure Start)計劃,到目前已經有500多個中心針對嬰幼兒與父母,特別是單親家庭與低收入戶較多的地區,提供種種潛能開發與閱讀活動,避免貧窮家庭的孩子們再落入語言與行為發展遲緩的惡性循環。英國已經發現這項計劃能糾正兒童的不良行為,幫助他們融入社會,並且增進學業成績。所以,英國將擴大辦理,在2010年以前共建置3500個鄰里中心提供這些服務。
 
有異曲同工的,是美國的紐約市立大學。從2001年起,這所大學提供家境貧寒,但是成績優異的學生全額獎學金、生活津貼、以及一台筆記型電腦。原因是,假若不如此,這些學生很難有機會上大學。在過去25年來,美國學費的漲幅大幅超越物價上漲率。
 
去年,紐約市立大學這些受補助的學生在美國受試的平均成績是全美前7%,有了這樣的就學機會,他們就可能從社會的下層階級翻身成新中產階級。即使是一向保守、講求菁英主義的歐陸,也覺察事態不妙。歐盟正提議,為了吸引其他國家移民填補社會空缺,像美國發給綠卡一樣,給予這些技術移民能在歐盟25國自由來去工作的證件。
 
《新聞週刊》則呼籲,政府們應該教育著手,強化人民的職業技能,避免中產階級因為工作流失而淪落社會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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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社會撼動日本


天下雜誌第342期2006/03/15張漢宜

《下流社會》一書去年在日本出版,就像說中日本人心事般的引起廣大而熱烈的討論,在泡沫經濟後「失去的10年」中,日本社會默默分流; 一個中產消失的「M型社會」已在日本漸漸形成。

今年2月,由知名建築師安藤忠雄打造、集結近百家名牌精品店進駐的「表參道之丘」盛大開幕,是日本開春的首樁盛事,連小泉首相都來致賀。
 
入夜後,打扮入時的情侶沿著250公尺長的LED光雕外牆漫步,壯觀的七彩斑斕,跟不遠處的「六本木之丘」相互爭輝;然而,這充滿時尚感的閃耀光芒,卻照不亮公園裡愈來愈多遊民的夜。從不景氣的10年走來,日本,正在「上下分流」。
 
當全球正因欣見日本經濟復甦而振奮,日本卻不被目前的短期成長沖昏頭。除了探討經濟成長是曇花一現或真的坦途在望,從去年下半年以來,「下流社會」也成為日本學者與媒體熱烈討論的議題。
 
社會觀察家三浦展去年9月出版《下流社會》,首度引爆這個話題,2個月大賣40萬本,迅速衝上日本亞馬遜網路書店銷售榜首。他所謂的「下流社會」,並非單指低所得的貧民,更泛指溝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願、學習動力普遍低落的年輕世代,這些人沒有進步的企圖心,終將從中流階層淪入下流社會。
 
今年一月底,管理大師大前研一的重量級作品《Lower-Middle的衝擊》,更以國家財政與經濟結構的層次,直指「日本社會正往下流動」。加上媒體紛紛針對這個議題大幅報導與探討,使得「下流社會」在日本沸沸揚揚。


經濟面:大前研一:日本邁向「M型社會」
「日本正邁向『M型社會』!」大前研一引用厚生勞動省的統計數字指出,在泡沫經濟後「失去的10年」中,日本社會默默分流;有錢人愈來愈有錢,中產階級卻逐漸向上下移動,而其中大多流向低收入的底層。如此,形成左右兩端高峰、中間低落的「M型社會」。
 
為了了解日本中產階級的流動現象,大前研一將原本以「年收入6百萬日圓」(約165萬台幣)定義的中產階級,上下細分為2個階層:「年收入3百萬到6百萬日圓的Lower-Middle(中低階級)」與「年收入6百萬到1千萬日圓的Upper-Middle(中高階級)」。
 
再根據厚生勞動省的「勞動經濟分析」數據,對照992年與2002年的日本國民年平均所得的變化,發現上述趨勢。


社會面:飛特、尼特、單身寄生族興起
除了所得數字之外,日本年輕人的鬥志,也正向下沉淪。根據日本內閣府「國民生活世論調查」的數字,在20到34歲年輕族群中,認為自己在社會上居於中間階層的人,10年來掉了近10個百分點;而認為自己屬於「下層」階級的,卻增加了13.3%。
 
有3個族群,是日本學者近年來熱中討論的對象:
一、尼特族(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NEET):沒工作、沒上學、沒受訓,典型的「米蟲」。
二、飛特族(Freeter):只想到處打工兼差,不願找正式工作。
三、單身寄生族(Parasite single):成年子女仍跟父母同住,以節省房租與生活費,收入卻大多拿去買自己喜歡的東西。
 
三浦展指出,這群人迷戀「3P」:個人電腦(PC)、行動通訊(Pager)、遊戲機(Play station)。他們跟外界溝通以及追求娛樂的方式,都是透過科技產品與網路,久而久之,遺忘了人與人接觸的溫度。

這樣的年輕人愈來愈多,導致日本生產力與競爭力下降。日本經濟研究中心預估,團塊世代退休之後,2010年,日本將減少123萬名工作者,GDP將減少9.5兆日圓(約2.6兆台幣)。而日本政府則統計,2004年,日本飛特族高達213萬人,尼特族64萬人,單身寄生族更高達1221萬人。
 
比起年輕人,更慘的,是中產階級。年過30,好不容易成了家、爬上小主管的中產階級,他們面對的,是怎樣的人生?薪資愈來愈少,房貸與子女養育費依然沉重,形成更大的生活壓力。遊民現象,是後遺症之一。「終身雇用制」與「年功序列制」的崩毀,加上日本經濟泡沫之後,許多企業倒閉或裁員,原本好不容易爬到中階的日本人一下子失業。
 
但由於一生只待在1家公司,無其他專長可另謀職;即使是同性質的公司,別人早已卡位,也沒有自己可以插進去的位置。日本人的自尊心強,無法放下身段做比以往低下的職位,難以重頭開始,造成他們寧願放逐自己,露宿公園的藍色帳篷,跟其他境遇相似的天涯淪落人互相取暖。
 
今年1月底出刊的日本財經雜誌《鑽石週刊》,以「上流社會vs.下流社會」為封面故事,探討「一個日本,兩個世界」。從日本網路新貴「六本木族」富裕奢華的生活,對照窮人人數增加、收入減少,導致「百元商店」、「唐吉軻德」等廉價商店大行其道,公園的遊民人數也愈來愈多。今年1月,大阪警方甚至首度強制拆除公園的遊民帳篷,引發抗爭。


消費面:百貨業績直落,網路購物日盛
往下流動的社會,也造成消費習慣與企業營運方式的改變。
 
根據日本百貨店協會的數字,日本全國百貨公司的總營業額,從1991年的9.7兆日圓,掉到2004年的7.8兆,幾乎整整少了2兆日圓。其中流失的消費力,轉移到網路購物、百元商店。
 
此外,企業經營也產生連帶影響。日本有9千萬手機用戶、行動上網亦普遍,為了節省成本與迅速接單,網路開店從電腦跨足手機,蔚為趨勢。日本經濟產業省估計,日本行動電子商務的市場規模,將在3年內暴增1倍,從2004年的9,710億日圓(約2,657億台幣),飆升到明年的1兆7,760億日圓(約4,830億台幣)。


從「利益差」到「希望差」
無論從客觀數字或主觀認知,日本的確開始陷入「下流社會」的危機。大前研一是從國民收入來看,所比較的是因利益所產生的差距導致社會分流;而三浦展是從個人的認知差距來看,日本年輕人產生「希望差」,認為「反正再怎麼努力也沒有用」,因而陷入絕望,甚至放棄自己。收入所得的差距,可以憑著個人努力與政府制度來補強;然而,對於放棄自己的人,如何讓他們重拾鬥志?
 
最近似乎有轉機。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調查顯示,2005年民間企業月薪平均增加3,904日圓(約1,085台幣),大學畢業生基本薪資也微升0.7%,成為20.2萬日圓(約5.6萬台幣)。
 
《經濟學人》封面那一句「旭日又東升!」(The sun also rises),點出日本熬過10多年的景氣低迷,終於從財政負債、通貨緊縮中慢慢復甦。在經濟泡沫的教訓之後,日本企業開始學會在危機中的生存之道,不僅生產力提升,就業機會也逐漸增加。

然而,這10年的不景氣,讓日本社會的中產階級與年輕人,在不知不覺中上下分流。
 
除了可用數字衡量的國民所得產生的「利益差」之外,心理層次的「希望差」也讓鬥志逐漸萎靡。在中國與印度經濟迅速崛起的擠壓之下,日本縱使再起,是否還能重現往日風華?今春初綻的櫻花,俯瞰著花樹下席地飲酒作樂的日本上班族,無從回答。


測驗你的「下流度」
《下流社會》作者三浦展提出1組自我測驗題目:「測驗你的下流度」。他表示,若下列選項有一半以上勾選「是」,你在心態上就可能漸漸淪入下流社會。也許你不盡然同意,但不妨當作一個趣味的心理測驗做做看。
 1. 年收入(以萬日圓計算)不到年齡的10倍
 2. 想要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態度享受人生
 3. 覺得自己一個人過活也不錯
 4. 只願意做自己喜歡的事
 5. 嫌麻煩,不愛外出
 6. 喜歡獨處
 7. 覺得吃飯是一件麻煩事
 8. 常常吃速食與點心
 9. 常常在家裡打電玩或上網一整天
 10. 未婚(男33歲、女30歲以上)
 註:第一題是以日本消費水準來看,若要倒推至台灣的年收入,應考量兩地消費水準的差距。


日本出招,力阻「下流
日本為解決「下流社會」問題,把目標對象鎖定更年輕的族群——高中生。
 
專研年輕人就職問題與衝擊的東京大學副教授玄田有史認為,所有的年輕人應從14歲就開始體驗社會活動,因此,他建議初中二年級將每年11月的第2週訂為「職場體驗週」,讓學生早日學會獨立。目前,富山縣和兵庫縣的公立中學,都曾舉辦為期五天的「職場體驗」活動。
 
日本3大經濟團體之一的經團連(全名: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結合旗下日立、新力、東芝、佳能等1,647家企業會員之力,2004年起,每年舉辦以高中生為對象的「新世代領導者養成學院」。


堅定年輕人的人生方向
以第2屆為例,經團連從日本甄選160名高中生,去年7月底在福岡與佐賀,舉行為期兩週的「新世代領導者養成學院」活動。其中邀請企業領導人,以及經濟、政治、歷史、文化、藝術等方面的專家學者擔任講師,訓練學生們的領導力、思考力、執行力。除了上課之外,也有文化學者帶領參訪博物館等戶外教學,讓學生從動態與靜態交織的多元化課程中,更加開拓視野,進而堅定人生方向。
 
日本政府也召開「年輕人自立挑戰戰略會議」,計劃在全國設置40個「年輕人獨立學校」,並投入850萬美元,做為協助青年就業計劃。此外,並舉辦營隊,結合企業面試,讓年輕人體驗各種工作;企業代表從旁觀察,在結業時挑選適合的員工,做法類似美國房地產大亨川普的實境節目「誰是接班人」(The Apprentice)。
 
當「下流社會」議題在美、日延燒,政府、學校與企業紛紛投注解決之道時,台灣也該借鏡國外,預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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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社會——中產階級蒸發了

天下雜誌第3422006/03/15黃靖萱


當「下流社會」的名詞在日本出現,立即引爆討論。因為社會「向下流動」的趨勢正在世界悄然成形,日美歐出現中產漸漸消失的現象,而危機,同步暗藏台灣。



在台灣,中產階級可支配所得遠不如1990年代的水準,大專以上畢業生的失業率也一路攀高,社會下沉的拉力愈來愈大,當全球社會紛紛向下流動,台灣,能預防嗎?




機會財富消失中

台灣 成為向下流動的社會

去年,台灣受雇員工平均薪資微幅成長1.38%,但物價成長率卻高達2.3%,實質薪資向下縮水。此時同步成長的卻是創下歷史新高的房價、大專畢業生失業率,及愈來愈驚人的學貸、卡債……


嬌小的身材、精明幹練的袁曉芳(化名),在規模2百人的中小企業擔任高階主管,身上扛著7千萬的營業額。最近兒子進了小學,袁曉芳打算在台北市大安區買間離學區近的房子。 


有天,房屋仲介打電話來,要他們去看一間40坪大的公寓。仲介在他掛上電話前,趕緊提醒了一句,「記得帶手電筒。」那是一間30年的老公寓,原屋主把隔間都打掉了,也沒有水電,但一坪高達50萬,總價達2千萬。袁曉芳關上手電筒,心也沉到了谷底。 


袁曉芳和他先生都有大學以上的學歷,兩人年薪加總近2百萬,不論是從人口統計、還是收入統計看來,他們都非常肯定自己是社會的菁英族群。但是,他們努力工作了15年,面對30年的老公寓卻覺得如此遙不可及。袁曉芳不禁自問,「我還是中產階級嗎?這個社會還有中產階級嗎?」 


學歷不再保證工作機會,薪資成長被上升的物價侵蝕成負數,象徵穩定的自有住宅成為奢望的空中樓閣,中產階級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開始覺得向下流動,成為許多社會共同的痛苦。



世界的共同危機--

美、日、英中產階級蒸發

美國,向來強調努力就有希望,但是最近調查卻發現,年收入25千到75千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減少,但25千美元以下,和75千美元以上的兩個族群都在增加,社會因中產階級萎縮,而形成中間凹陷的「M」字型。 


日本雖然貧富差距小,但是最近的熱門話題,卻是「下流社會」。根據日本內閣府調查,2034四歲的年輕族群,認為自己在社會上居於中間階層的人,10年來掉了近10個百分點;而認為自己屬於下層階級的,卻增加13.3%。 


英國則出現「IPOD世代」(iPod generation),說的不是蘋果電腦推出的當紅「iPod」,是指年輕一代承受沒安全感(insecure)、壓力大(pressured)、同時承擔過重的稅負(overtaxed)及高築的債務(debt-ridden4種壓力,對人生喪失熱情。




台灣也拉警報--

實質薪資縮水、利率負成長、房價創歷史新高,下流社會現象隱然浮現

可支配所得在台灣全社會中間25%到75%的家庭,他們所分配到的所得,在20012002年達到近年來的低點,即使近2年有緩步增加,但仍遠不如整個1990年代的水準。「現在就是生活愈來愈難,因為貧富差距不平均。我們特別惡化,中國的惡化好歹也是高經濟成長換來的,我們沒有成長,還陪著人家這樣,說不過去,」立委暨台大財金系教授劉憶如說。 


經濟成長趨緩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薪資成長跟不上物價膨脹的速度。去年,受雇員工的平均薪資只有微幅成長1.38%,但扣掉2.3%的物價成長率,大家的實質薪資其實在縮水,再加上利率負成長,財富難以累積,而房價卻在這個時候,創下歷史新高。例如,近10年來,台北市平均房價增加20%,現在正在歷史高峰。但每戶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卻只成長10%。而為了補填財政赤字的黑洞,政府近4年已變賣相當於90個大安森林公園的土地。 


3月初,對國內房市具重要指標意義的「信義聯勤俱樂部」標售案,由新光人壽以平均每坪274萬多元得標,創下國內住宅地價的最高天價,預估未來房屋建成後每坪售價將突破100萬,又是一座豪宅,把房價帶到另一波新高點。這一波波的豪宅,看在薪資所得階級眼中,又是多虛幻。倒因為果的景氣刺激政策,讓人民苦不堪言。 


1988年一波的房地產熱,是由2位數的經濟成長率牽動,但在經濟成長只有4%的今天,房價為什麼仍創下歷史新高?追根究柢,因為政府對經濟的著力點很弱。政府期望借助房地產的活絡,帶動周邊的效應,例如鋼筋、水泥、玻璃、民生用品、家電等產業。 


為了製造經濟活絡的假象,從2000年景氣低迷開始,政府撥出低利房貸希望刺激買氣,撥出的金額從3200億到現在超過1兆元,加上銀行推出的「百分百房貸」,人人看似買得起房子,卻不知不覺將房價衝到1坪近30萬。


「這23年外在氛圍都在鼓勵買房子,貸款利率便宜,有些人是衝動性購買,像現金卡效應,好像不用什麼錢就可以跨過購屋門檻。等到開始繳房貸後,才發現並不一定負擔得起,」信義房屋協理張欣民說,「這是一個弔詭。」張欣民認為,應該從經濟成長來帶動房地產,個人所得增加,大家有買房換房的意願,帶動房地產榮景,「有一個真正的基礎在支撐,現在這個有點虛。」




下一代為何痛苦--

學歷虛胖,又碰上全球化競爭,雙面夾殺就業機會,年輕世代一入社會就出現希望差

已奠定既有經濟基礎的中產階級,都有這麼強烈的壓力,原本應是「中產階級儲備軍」的大學畢業生,則是自覺往下層流動。 


「我覺得我不是中產階級,」68年次,出國念碩士回來已在出版社工作2年多的余佩芬說。她回到台灣找的第一份工作薪資3萬出頭,一星期7天幾乎有做不完的工作,除了工作,幾乎沒有社交生活,也很少回家好好吃頓晚飯。「我父母在他們30歲之前,就已經結婚、買了房子、車子,我真的非常非常擔心,我根本沒辦法在30歲時,同時擁有這些。我想我也不可能給我的小孩,像我父母給我的這種生活,」一頭捲髮、看來總是笑嘻嘻的余佩芬,說起和上一代的比較,她也不禁皺眉擔心。 


「我得到的是更多的教育資源,父母花了200多萬送我出國,照理要比我父母有更多的機會、更好的發展,我也沒有不認真,也不奢侈,但為什麼就是感覺做不到?」 


主因來自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潮浪下,許多開發中國家及共產國家崩解,原本的3個世界併成一個世界,包括中國、印度的低技術、低薪資勞工大量釋出,也將台灣捲入人力供需嚴重失調的潮流中。其中光是電子五哥的外移,台灣至少就短缺了20萬個以上的工作。例如華碩在大陸的雇用人數約4萬多人,而鴻海更是超過10萬人。「台灣年輕人面對很大的壓力,因為產業出走的背後是很多人來和他搶工作,」青輔會主委鄭麗君說。 


在國內,一方面產業出走、人力需求減少,一方面大學擴張,大學畢業生過度供給,雙面夾殺大學生的就業機會。近年大學擴張,大專以上學歷的學生,10年間從70萬人成長到近130萬,其中碩士生的成長率接近300%、博士生則成長超過150%,造成學歷泡沫化,已無法墊高新世代的就業優勢。 


1995年,大專以上學歷的失業人數僅有46千人,2004年,已超過14萬人,暴增3倍。相較全體失業人數,大專以上學歷的失業人是在逆向攀高。




偏差價值觀橫行--

既然年輕人拚命也抓不到機會,不如及時行樂,賺了就花,消費去


在一間大型金控公司的會議室裡,擠滿了新進的保險業務員,人資主管正在台上介紹公司的制度及業務員的福利。台下卻有一張和別人興奮表情呈對比的臉孔,他瞇著眼,自顧自的想出了神,他此刻心裡滿是不服氣,「我為什麼會在這?再給我一點時間,我是考得上外交官的。」 


事實上,他已經考了3年都沒考上。因為近年來外交人員的名額縮減,而自政治、外交系所畢業的學生人數卻大增,錄取率從14%,降到2004年只有3%。加上他在校期間的就學貸款,緩衝還錢的期限到了,他必須儘快找到工作。即使頂著政治學碩士的學位,29歲的他一時仍找不到工作,只能勉強接受1個月基本薪資25千元的工作。他的夢,開始離他遠去。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台灣35歲以下的就業人口,10年來分配到的所得比例愈來愈少,從1992年的40%降到2004年只剩30%。這個時候,社會的價值觀就轉為選擇立即的快樂--消費。 


國策顧問、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蕭新煌觀察,當發生「錢不是那麼好賺」的感覺時,人的心中就會出現一種心態:「反正錢不好賺,也存不了,乾脆花掉算了,」所以反而會注意在消費。「過去是因為機會太多,你不去抓它太可惜了,所以拚命一天做20個小時。」現在機會少了,乾脆把錢拿去投資自己的文化、精神或物質生活,「但壞的一面是卡奴,」蕭新煌說。

 


年輕人大膽消費,做了太多不負責任的選擇,造就了包括卡奴、學貸族等社會問題。這其實也是產業政策、教育政策的不完整所造成。例如銀行在企業客戶外移下,只好將火力集中在跑不掉的消費者身上。而過度擴張的大學教育,讓使用就學貸款的人數及金額也不斷膨脹。 


令人擔心的是,再加上有限的工作機會及收入,到最後,這群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的年輕人,在還沒有正式踏出社會,就選擇了放棄。如此惡性循環,難保我們不會真的和日本一樣墮入「下流社會」。 


「政府一直用政策鼓勵消費,」中經院研究員吳惠林說,「為了追求經濟成長,就要大家增加消費,這是非常大的迷思。」吳惠林只好每次教課時,就不斷向學生口苦婆心,希望大家能壓抑對流行物質的慾望,回歸原點檢視自己真正的需要。包括消費及不斷擴張的教育。 


政府的立場,則應該幫台灣走出自己的產業政策,並結合教育。「讓我們的年輕人在保有工作、做好工作的同時,也能過好的生活,」鄭麗君說,「還是鼓勵年輕人要迎向挑戰,不要停在那裡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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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晚上8:18 by F1 Team and filed under | 0 Com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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